四月中旬，初夏。
阮醉筠从上海回老家，两个小时车程。在车上她妈就打电话来，说家里这会儿天气正好，就是梅子还有点儿酸，总之絮絮叨叨，听语气还算期盼。
她平时不大回老家，除非过年。手上那个麻雀一样小的工作室年初又出了点儿问题，她工作状态几况愈下，四月初诊断出轻微抑郁，间歇性焦虑，终于累垮了身体——所以这才回老家躲躲，顺便避避工作那边舆论的风头。
出高铁站的时候阮醉筠注意到人潮里面很多年轻的大学生，20岁左右，但看着就很有朝气，是没出校园步入社会的那种。
她要不了多久就二十三了，一眨眼大学毕业这么久了。
还没谈过恋爱呢，就已经老气横秋成这副模样了。阮醉筠看着出站口反光玻璃里的自己，不着痕迹地叹了口气。
出租车七拐八扭进了镇子。
巷口下象棋的老人都各自带着小马扎，梧桐树又荫浓茂密起来，碎影斑驳，空气中隐隐浮动着洋槐花的淡淡香味儿。
高跟鞋踩在青石板拱桥上，声音似乎多少有些引人注意。阮醉筠有些社恐，最怕桥头那棵百年榕树下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的注视和议论——所幸今天没人注意她，那儿有一个戴墨镜的长袍老人在拉二胡，高调尖锐地收走了所有人的目光。
身后隐隐传来自行车轧过的声音，由远及近，阮醉筠习惯性往旁边躲了一下，两辆自行车就风一样从她身侧掠了过去——
似乎跑的很急，她只来得及看见两个蓝白色的校服背影，以及空气中残留的一丝丝洗衣粉香味儿。
十七八岁的男高中生。
阮醉筠摸了摸单肩包的环扣，心里突兀地冒出一个戏谑的念头：十八岁真是顶顶好的年纪。
可惜她十八岁有机会接触这种男生的时候，还一心扑在各种高考真题上，没能验证这话的真实性。
老街这边的房子比较杂，有九零、零零年的旧小区，墙皮泛黄铁皮生锈；也有白墙黑瓦的徽派小宅，马头墙倒是没有太高。
阮醉筠推门进屋的时候，她爸妈正歇在沙发上喝茶——电话里已经跟她说过，夫妻俩起了个大早去城郊的祠堂祭拜，这会儿刚到家。
周莲接过女儿的行李箱，招呼丈夫：“阮建山，把你闺女那些床单被罩收下来，晾在阳台好几天了，一会儿我去给她铺床。”
家里就阮醉筠这么一个独生女，爸妈自然是宠爱的，阮建山当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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