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义”，在孔子看来，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是人们在行为中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利”则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利益。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不要“利”，而是强调不能过度追求利益，要将“义”置于首位。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认为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值得追求。在他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孔子还通过区分“君子”与“小人”在对待“义”与“利”态度上的差异，来强调义利观的重要性，在《论语·里仁》中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
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批评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他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农民。
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在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上也反映出了保守的思想。例如，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这在当时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然而据《左传》记载，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孔子认为在经济活动中，民众若不富足，国君就不会富足，他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同时，孔子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并且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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