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采纳了窦融的建议，当即决定：通过贤的使者，赐予贤“西域都护”的印绶，同时赏赐车旗、黄金、锦绣等贵重物品，以彰显汉廷的恩宠。
然而，这一决定很快遭到了敦煌太守裴遵的反对。裴遵作为东汉西北边疆的地方长官，直接面对西域局势，对贤的野心有着更清醒的认识。他紧急上书刘秀，直言：“夷狄之人不可轻易授予大权，莎车王贤虽表面归汉，实则野心勃勃，若授予其西域都护之职，不仅会让他更加骄横，还会让西域其他诸国失望——诸国归附汉廷，是希望得到朝廷的直接保护，而非受莎车的统治。”
裴遵的谏言，让刘秀幡然醒悟——他意识到，自己此前因急于稳定西域，忽视了贤的扩张本质，若真授予其西域都护之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刘秀立即改变主意，下诏收回已赐予贤的“西域都护”印绶，改赐“汉大将军”印绶，试图通过“降职”的方式，收回对西域的控制权。
但此时的贤，早已将“西域都护”的头衔视为囊中之物，接到朝廷“收回印绶”的命令后，坚决不肯交出。东汉使者在莎车多次交涉，甚至以“断绝朝贡”相威胁，贤才迫于压力，极不情愿地交出了都护印绶。然而，这次“印绶之争”，彻底点燃了贤与东汉朝廷的矛盾——他认为东汉朝廷“出尔反尔”，轻视莎车的功劳，于是在暗中仍自称“西域大都护”，并向西域诸国宣称“汉廷已正式任命我为都护，印绶只是暂时收回核验”，继续以“汉廷代理人”的名义发号施令。
自此之后，贤彻底撕下“归汉”的伪装，变得愈发骄横：他强迫西域南道、北道的诸多城邦国向莎车缴纳沉重的赋税，稍有反抗便率军征讨；他多次进攻龟兹、于阗等大国，屠杀军民，掠夺财富，甚至废黜各国国王，改立自己的亲信；他还阻断了西域与中原的交通要道，禁止诸国向东汉朝贡。贤的这些行为，不仅引发了西域的剧烈动荡，更严重损害了东汉朝廷的政治形象——西域诸国本以为归附汉廷能获得安宁，却没想到要遭受莎车的压迫，对东汉的信任度大幅下降，东汉初年好不容易建立的西域关系，陷入了严重危机。
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的局势已濒临失控。莎车王贤的残暴统治与武力扩张，让西域诸国苦不堪言——龟兹、于阗等国虽多次反抗，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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