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变得认真起来，“我约你出来，不是为了叙旧。我们之间没有旧可叙。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一件五年前就该有人告诉你的事。”
林微言的手在桌上收紧了一下。
“关于沈砚舟？”
“对。”顾晓曼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目光没有闪躲，“五年前，顾氏跟沈砚舟达成的合作，是商业层面的。我的家族需要在法律界找到一个值得信任的合伙人，沈砚舟需要钱。他父亲当时重病，手术费加上后续治疗，加起来是七位数。他是单亲家庭，母亲在他高中那年就走了，他只有一个父亲。”
林微言没有说话。她想起沈砚舟的父亲——她只见过一次，在大学的家长会上。那时候沈父还是个身板硬朗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跟周围那些光鲜亮丽的家长格格不入。沈砚舟上台发言的时候，他在底下鼓掌，拍得比谁都响。散会后老人跟所有人说——“我儿子有出息，我这辈子知足了。”
“他跟顾氏的合作，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顾晓曼沉默了一瞬。她的手指在茶杯边缘慢慢划了一圈，然后停下来，抬起头，眼里的光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合作的条件里有一条——当时顾氏正在处理一桩海外并购，需要沈砚舟用他在律所的名额交换一个关键人脉。而这个交换——在法律和职场的灰色地带里——如果被对手知道，会毁掉他刚起步的职业资格。他不能告诉你，也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不是替他辩解。一个男人觉得自己做的事不够光明正大，他宁可让你恨他，也不愿意让你觉得他不够好。”顾晓曼轻轻摇了摇头，“这就是沈砚舟。”
林微言低下头，看着桌面上的木纹。那些木纹一圈一圈的，像是树的年轮，每一圈都是一年。五年，她恨了他五年。恨他在她最需要他的时候转身就走，恨他连一个解释都不肯给，恨他把她的信任当废纸揉成一团丢进了垃圾桶。
但她不知道的是，那五年里，他踩在灰色地带的地板上，每一脚都不敢多走，天花板压得人必须低头，他的职业资格随时可能被取消，父亲躺在病床上，自己的人生压上了赌桌。他把所有难堪的、不堪的、说不出口的东西都扛在自己身上，然后对她说了那句最轻巧也最残忍的话——“我们不合适”。
“他怕拖累你。”顾晓曼说，“男人有时候就是这么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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