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在她对面坐下，没有任何多余的寒暄，开门见山，“谢谢你愿意出来见我。”
林微言微微点了一下头，没有说话。
顾晓曼也没在意，向服务生要了杯冰美式，然后转回来看着林微言。那双眼睛很直接，打量人时带着一种毫不躲闪的坦率，但并没有冒犯的意味。她看了大概两秒钟，忽然轻轻笑了一下。
“沈砚舟没跟你说过我？”
林微言握着水杯的手指微微收紧了。
“没有。”
“猜到了。”顾晓曼端起刚上来的冰美式喝了一口，语气平淡得像在讲一桩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商业案例，“那个人什么都不会说。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更不会说。我们合作了三年，他跟我说过的最长一句话，是讨论一份融资协议的第七条第二款。”
她放下咖啡杯，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叠搁在桌上，摆出了一个准备认真说话的姿态。
“林小姐，我先跟你讲一下我跟沈砚舟认识的经过。然后你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我不会替他说好话，也没那个必要。我只是觉得，有些事情你该知道。”
林微言没有接话，只是把水杯放下了，双手交握放在膝上。她的手很稳，但手心里已经出了一层薄汗。
顾晓曼开始讲。
“五年前的秋天，我父亲在做一个跨境并购的项目，标的是一家德国的高端制造企业，交易金额很大，涉及的法律条款特别复杂，需要找一个懂德国商法又能出国际差的中国律师。我们通过猎头联系了七个人，其中六个都开出了天价。沈砚舟是最便宜的那一个。”
她顿了一下。
“也是最拼的那一个。”
“那时候他刚离开原来的律所不久，一个人单干，没有团队，没有助理，连个正经的办公室都没有。第一次见面是在国贸一楼的星巴克，他穿着一套袖口已经磨出毛边的西装，领带有点歪——不是不讲究，是太累了没顾上整理。我父亲问他报价，他说了一个数字，低到连我父亲都愣了一下。”
“我父亲问他为什么这么低。他没解释，只说了一句：‘我缺钱。但我不会因为价格低就降低工作质量。’”
顾晓曼端起咖啡又喝了一口，目光越过林微言的肩头，看向窗外无垠的天空，像是在回忆什么。
“那个项目做了四个月。沈砚舟一个人顶一个团队，白天跟德国那边开视频会议——他德语其实不太好，硬是靠翻字典和熬夜啃文件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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