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东京，暑气未消，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闷热。
沈砚之站在牛込区神乐坂一栋木造公寓的窗前，望着街道上匆匆而过的行人。穿和服的女子踩着木屐哒哒走过，几个穿学生服的青年夹着书本谈笑风生，远处的电车在轨道上哐当作响——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平静，仿佛海峡对岸那个刚刚经历了剧变的国家，与这里毫无关系。
但他知道不是。
半个月前，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通电全国，宣布召开****，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国会名存实亡，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框架，正在被一寸一寸地拆解。
而他，曾经率部攻破山海关、为北方光复立下赫赫战功的沈砚之，此刻只能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在这座异国的城市里蛰伏。
“沈兄，早川先生到了。”
门外传来陈英的声音。沈砚之转过身，理了理身上的藏青色西装——这是流亡到日本后置办的，穿不惯，但不得不穿。在东京，穿中式长衫太过扎眼，而他们需要低调。
门被推开，进来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日本男子，中等身材，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面容清瘦，留着明治时期知识分子常见的八字胡。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和服外褂，手里拎着一个皮质的公文包。
“早川先生，请坐。”沈砚之伸手示意。
早川正己微微欠身，在榻榻米上盘腿坐下。沈砚之也坐了下来，陈英在一旁沏茶。
早川正己是《东京朝日新闻》的资深记者，也是日本中国问题研究会的成员。沈砚之通过黄兴的介绍认识了他，此人对中国革命抱有同情，曾多次在报刊上发文抨击袁世凯的独裁行径，在日本舆论界有一定影响力。
“沈先生，”早川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报纸，摊在矮桌上，“今天的《时事新报》你看过了吗？”
沈砚之看了一眼报头，是东京发行的中文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赫然在目：《袁总统通电各省，严令解散乱党武装》。
“看过了。”沈砚之的声音很平静。
“袁世凯的动作比预想的要快，”早川推了推眼镜，“****已经召开，国民党议员被驱逐出京，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势力正在被逐一清算。按照这个速度，最迟到明年春天，袁世凯就能完成对国会的改造，届时他想要的一切——包括修改约法、扩大总统权力——都将畅通无阻。”
“他不会满足于修改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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