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年，川南。
天上的雨从三天前就开始落，一开始是细蒙蒙的雾丝，后来便成了瓢泼似的倾盆。叙永县城外三十里的牛背岭上，护国军第三梯团的营帐已经被雨水浸得透湿，士兵们用刺刀在帐篷四周挖了排水沟，可那水还是顺着地缝往里渗，把铺在地上的干草泡得发烂。
沈砚之蹲在一块凸出的岩石底下，用油布遮着面前摊开的地图。地图是五天前从泸州方向送过来的，上面标注着北洋军第七师张敬尧部的兵力部署。这张地图的边角已经被雨水洇湿了几处，墨迹有些模糊，但那些红色的箭头依然触目惊心——三路合围，总兵力不下两万人，而他们第三梯团满打满算，连伤员在内，不过三千七百余人。
“司令，喝口热汤暖暖身子。”副官赵长河端着一个搪瓷缸子从后面摸过来，脚下踩得泥水四溅。他原本是山海关的一名铁匠，宣统三年跟着沈砚之一块儿起的义，这些年从北方打到南方，又从南京流亡到东京，再从东京转回云南，一路跟到现在。
沈砚之接过缸子，捧在手里暖了暖，却没急着喝。他抬眼望向远处，雨幕将整个川南的山川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水汽里，远处的山脊线若隐若现，像是谁用淡墨在宣纸上随意地勾了一笔。
“老赵，你说，咱们这些人，这些年到底是图个啥？”
赵长河愣了一下，挠了挠后脑勺。他不太习惯这种问话方式，沈砚之在他心里向来是个杀伐决断的主儿，说一不二，从来不会问别人“图啥”。
“图啥？”赵长河憨厚地笑了笑，“司令，我老赵不懂大道理，就觉得跟着您干，对得起良心。当年在山海关，您说鞑子欺负咱们汉人，咱们得站起来，我觉得对。后来袁世凯当皇帝，您说那是开倒车，还得打，我也觉得对。反正您说往哪儿打，我就往哪儿打，没错。”
沈砚之沉默了一会儿，端起缸子抿了一口热汤。汤是用野菜和一点腊肉煮的，盐放得少，寡淡得很，可这已经是部队里最好的吃食了。更多的士兵，连口热的都喝不上。
“良心……”沈砚之咀嚼着这两个字，忽然苦笑了一下，“可有时候光有良心不够。三千七百人对两万人，这仗怎么打？就算把良心都掏出来摞一块儿，也挡不住一颗子弹。”
赵长河急了：“司令，您可不能泄气！蔡将军把这一路交给咱们，那是信得过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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