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当着全院专家的面宣布：“谁能修好这台德国光刻机，我个人奖励三十万！”
我三天三夜没合眼，做到了。
庆功宴上，院长高举酒杯，把一张红色的卡塞我手里。
我以为是银行卡，低头一看，是张一百块的购物券。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和讥讽。
我微笑收下那张代金券，第二天，我提交了辞职。
他们以为这只是一场无能的赌气，却不知道，那台价值数亿的机器，它的“灵魂“，早已被我带走。
01
会议室里的空气凝滞得像一块铅。
中央空调无声地吐着冷气，却吹不散笼罩在每个人头顶的低气压。
屏幕上，一封来自德国总公司的邮件，措辞冰冷而公式化。
“不可逆硬件损伤。”
“建议整机返厂。”
每一行字，都像一把重锤，砸在张院长的脸上，让他本就泛着油光的脸，此刻铁青一片。
这台价值两亿欧元的光刻机，是我们研究院倾尽心血引进的国之重器，如今却成了一堆昂贵的废铁。
项目停滞，上级问责，巨额损失……每一个词都像催命的符咒。
“废物！通通都是废物！”
张院长猛地一拍桌子，厚重的红木会议桌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
他通红的眼睛扫过在座的一众所谓“资深专家”，他们一个个低着头，像被霜打过的茄子。
“我个人，拿出三十万！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三十万现金，当场兑现！”
但很快，又归于沉寂。
我的顶头上司，光刻机项目名义上的负责人，刘建军，清了清嗓子站了起来。
他五十岁的年纪，头发梳得精致，金丝眼镜后面是一双精于算计的眼睛。
“院长，大家不要急。困难是暂时的，德国专家的话也只是建议。我们团队一定会攻坚克难，尽最大的努力……”
他一番话慷慨陈词，冠冕堂皇，实则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
我坐在会议室最不起眼的角落，格子衬衫洗得有些发白，黑框眼镜下的视线，却死死地钉在屏幕上滚动的故障数据流上。
那些在别人看来杂乱无章的乱码，在我脑中，却正与一个我构建了数年的算法模型，飞速地进行着比对、重组、验证。
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我心中逐渐成型。
在刘建军结束他那毫无营养的发言，全场再次陷入死寂时，我举起了手。
这个动作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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