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眉头微蹙，语气温和的劝诫道：“留在汉东困难重重，而且去沪上读博士，更加的海阔天空嘛！”
他拿起祁同伟床头的《西方经济学》，指尖轻敲书脊：“同伟，你要懂得转变思路，就如你现在读的西方经济学所说的：不要被沉没成本束缚。你那个所谓的金饭碗，不值得留恋。你在孤鹰岭用命换来的功勋，会永远记录在档案里，这才是你真正的资本。”
他的目光深邃，语重心长：“及时抽身，方为上策。待你震旦博士毕业，分配工作时，都是正科起步。这比你在汉东苦熬要强得多。”
祁同伟微微一笑。不愧是多年师徒，连想到的破局之法都如出一辙。对前世的他而言，这确实是最优解。但对重生归来的祁厅长来说，这只能算次优。
从政，沪上终究不及京城——那是政治中枢，部委云集，人脉与平台的层次不可同日而语。论学校，震旦也远不如北大，无论是大师云集的学术氛围，还是同窗构成的人脉网络。而就专业而言，正值改革开放的激荡年代，经济学对国运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过了政法。
想到这里，祁同伟坚定地摇头，不等高育良继续劝说，他举起了手中的《西方经济学》，目光灼灼：
“老师，我也打算读博，但我想要考的，是经济学博士。”
高育良的眉头皱得更深了。这个跨度实在太大。他原以为弟子研读经济学只是为了拓宽知识面，没料到竟是打算“改换门庭”。
他倒不是有什么门户之见。祁同伟苦读政法六年——四年本科，两年硕士并提前毕业——在专业上已有深厚积累。加上自己的推荐信和这次的功劳，进入震旦攻读法学博士本是水到渠成。
那封推荐信是写给同为法学教授的师兄看的，而祁同伟的功绩，是让师兄拿给震旦大学法学院看的。
可若要转投经济学，自己多年积累的人脉便难有用武之地。这毕竟不是二十年后学阀林立的时代，如今的学者大多还保有风骨，招收博士弟子看重的是学术传承，而非后世那般视作廉价劳力。经济学教授择徒，必会严格考察其专业基础。
高育良沉吟良久，终于开口，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想学经济？”
祁同伟对此早有准备，他坐直身体，神情郑重：“老师，这次在孤鹰岭缉毒，我亲眼看到了那个制毒村的真实面貌。那些村民固然可恨，但细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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