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动。回到房间，他仿佛屋里没有第二个人存在，径直拿起桌上的报纸，靠在床头，专注地阅读起来。
对于王处长可能面临的处境，他心中没有丝毫愧疚。
他看得很清楚，王处长之前那点所谓的“帮助”，其实不值一提，不过是个引子罢了。
上面安排他与自己同住，本意就是希望借助这层看似友善的关系，让他这个“引子”能安抚住自己，确保在大会期间不出纰漏。
然而，要真正安抚一个人，总要付出些实质的东西——真诚的态度、实际的资源帮助、或是未来的承诺。
可王处长呢？他既不想付出任何代价，更不愿与祁同伟交往过密，以免引起梁家的不快。于是，在开局抬出副厅长敲打、表明“不要搞事”的态度后，他便立刻采取了“避而远之”的策略。
他或许还暗自得意，以为祁同伟出身农村，上次在《人民公安报》丁主任面前都没敢直言，这次面对部长这等滔天人物，估计连话都说不利索，定然不会出事。
这几日，他恐怕还在为自己的“机智”和“稳妥”沾沾自喜。
如今事情发生了，虽然就事件本身而言，对王处长并无直接处罚，但他之前那种刻意疏远、不作为的态度，必然已被许多有心人看在眼里。在领导看来，这就是他的失职——上级交给你的“维稳”任务，你显然没有完成。这个评价，他逃不掉。
祁同伟知道，王处长是那种机关里常见的“老好人”，力求不得罪人、不站队。但正因为秉持这两个“不”，往往伴随着另一个“不”——不做事。
这倒未必是主观上的懒惰，而是这种生存哲学决定了他很难有所作为：不站队，意味着没有强有力的上层支持；不得罪人，意味着对同级和下属缺乏必要的威慑力。
这样的人，往往是单位里兢兢业业的“老黄牛”，是维持运转的支柱，但提拔升迁，却很难轮到他们。
这次的事件，对王处长来说，说大不大，不会违反任何明面上的纪律条文，也不会受到任何正式处分；但说小也不小，必然会影响到他在关键领导心中的印象和评分，或许就此断送了本就渺茫的晋升之路。
但祁同伟对此毫不在意：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虽然刚刚下定决心此生要走阳关大道，但是阳光大道又不就是当圣母。
学习了半个小时，到晚上十一点，祁同伟准时关灯休息，房间里只剩下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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