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
周启文接过，看得很慢。
信是师属炮兵团一位姓陈的营长写来的，措辞朴实，情意却重。
信里说，他母亲在叶文熙的成衣社做活，前阵子家里孩子突发急病，叶文熙不仅提前结清了全部工钱，还主动多预支了一笔，让家里缓过了最难的那口气。
信里有段话，周启文多看了两眼：
“一件棉袄，手工费十二元。我母亲只用了些零散工夫，前后竟挣了七十五元。我从没见谁给手工钱这样实在，这样敬重工人。我想，这一定是叶文熙同志体谅我们军属不易，真心实意想帮衬大家。这份情，我们记在心里，心连着心。”
周启文放下信，没立刻说话。
他先前最大的顾虑，被这页纸抹消了大半。
过去那些关于资本的旧闻，总离不开算计和压榨。
他怕的不是没钱，是怕风气坏了，怕好事办出怨气，更怕伤了部队里最根本的那份干净。
但这封信，让他看到了叶文熙与旧资本的与众不同。
既肯给实在的工钱，连李婶这样年纪的军属也能挣上不少。
遇上急事，她还肯提前支钱搭把手。
能干实事，能聚拢人心，且具有广泛社会效益，甚至惠及老年人。
这几点，恰好对上了他眼下最要紧的考量：
既要跟上趟把日子过好，又得守住根本不出岔子。
所以，当周启文今天过来时，心里的那杆秤，已经悄悄往一边沉了沉。
陈远川给了叶文熙那个肯定的眼神后，便快走两步，赶到了周启文身侧，自然地陪着他闲聊。
陆卫东察觉到叶文熙慢了半步，转过头看她，眼神带着询问。
叶文熙抬起头，冲他弯了弯眼睛。
嘴唇无声地动了动，做了个口型：有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