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很短暂，李长安又回到了华盛顿。
他抵达办公室不久，内部电话的红灯便亮了起来。听筒里传来杜勒斯私人秘书那标志性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声音：“威尔逊先生，国务卿希望您方便时到他办公室一趟。”
“我马上过去。”李长安放下电话，整理了一下领带和袖口，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
杜勒斯的办公室宽敞、肃穆，厚重的深色窗帘半开着，光线落在光洁的深色地板上。
墙壁上挂着世界地图和米国国徽，空气中弥漫着雪茄、旧皮革文件和一丝若有若无的消毒水味道。
杜勒斯本人坐在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后 ，他戴着那副标志性的圆框眼镜，面容严肃，目光锐利，即使在相对放松的时刻，也给人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肖恩，坐。”杜勒斯抬起头，指了指桌前的椅子，声音低沉而平稳。
李长安微微颔首，从容坐下。
杜勒斯放下手中的文件，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双手指尖相对，审视着李长安：“首先，正式欢迎你回到华盛顿。关于你在西贡的经历，详细的报告我已经看过了。”
他顿了顿，眼神锐利，“面对那种突发且恶劣的情况，你的一系列处置——保护随员、稳定局面、与当地当局沟通，表现得非常冷静、专业，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米利坚合众国官员的尊严与安全，避免了事态升级为更严重的外交事件。这一点，我必须提出表扬。”
他的语气是官方化的，但话语本身的分量不轻。
在国务院，能得到杜勒斯如此明确的肯定，并非易事。
“这是我职责所在，国务卿先生。”李长安的回答同样官方而克制，“确保任务的完成和人员的安全是第一要务。”
杜勒斯点了点头，严肃的表情略微松动了一丝，仿佛坚冰上裂开了一道细纹。
他话锋一转，语气中掺入了一丝难得的、属于私人范畴的关切，尽管这关切依旧包裹在政治的谨慎之中：“出于朋友和同事的立场，肖恩，我必须多说一句。远东，尤其是印度支那那个泥潭，情况复杂，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危险无处不在。以后类似的出行，安保等级必须提到最高，个人的警觉性也不能有丝毫松懈。你的安全，不仅关乎你个人，也关乎我们在此区域的政策连贯性。”
他仿佛不经意地又补充了一句，声音压低了些：“总统先生前几天还提起你，说等他从奥古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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