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西装，打着规整的领带，一看就是精英。
凯瑟琳见到李长安进来，她立刻站起身：“早上好，Sir。咖啡已经准备好了。今天上午十点，您需要出席东亚事务分析小组的周例会，这是会议简报。下午两点，日本大使馆经济参赞预约了会面，议题是关于近期贸易协定的技术性磋商。另外，有几份关于东南亚援助项目的评估报告需要您签署。”
李长安微微颔首，一边脱下外套挂好，一边快速扫了一眼桌面上的文件。“谢谢，凯瑟琳。”
他坐下，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目光却落在办公桌一角的老式台历上，周三的日期被用铅笔轻轻圈了一下。
“凯瑟琳，”他放下咖啡杯，声音平稳，“把周三的日程安排拿给我看一下。”
“好的，先生。”凯瑟琳迅速从自己的文件夹中抽出一张打印好的日程表，递了过去。
周三的日程排得不算特别满，但也有几项既定安排：上午与一位来自智库的远东问题专家共进工作早餐，下午需要审阅一份即将提交给国会相关委员会的季度远东形势简报草案，傍晚还有一个国务院内部的小型外交政策研讨会。
李长安的手指在日程表上轻轻敲了敲，沉吟片刻。周三下午，正是纽约唐人街司徒大佬悼念仪式正式举行的时间。
“凯瑟琳，”他抬起头，目光清晰而确定，“周三的日程需要调整一下。将上午的工作早餐改到周四同一时间，如果对方不方便，可以取消。下午的简报审阅，你安排托马斯（李长安的副手）先做初步把关，把重点和疑问列出来，我周四回来处理。晚上的研讨会，看看能否请假，或者请罗伯茨司长代为出席并记录要点。”
凯瑟琳没有丝毫意外或质疑，立刻拿出笔在自己的日程本上快速记录，并确认道：“明白。调整理由是？”
“我周三需要去一趟纽约，处理一些必要的私人及社区事务。”
李长安的措辞很官方，也很模糊，既点明了去向，又涵盖了可能性，这在高级官员的日程变动中是常见的理由。
“如果有什么紧急事务，可以打我在纽约的联系电话。”他补充了一个备用号码，那是致公党总部的电话。
“好的，先生。我会重新协调并通知相关各方。纽约之行的交通和住宿需要安排吗？”凯瑟琳专业地询问。
“不用，我自己安排。”李长安摆摆手。他不需要国务院的公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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