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头犯罪中，尤其是抢劫和入室盗窃转化的暴力案件中，我们通常能看到混乱——慌张中掉落的物品，不必要的多次刺砍或枪击，临时改变计划导致的现场矛盾。”
邓恩的声音更低了，“但这里没有。每一处现场都呈现出一种……克制的完成度。就像有人在执行一份严谨的清单：制造抢劫或盗窃的现场表象——检查；取走合理金额的现金或财物以强化动机——检查；避免留下指纹、毛发或其他可能指向身份的个人痕迹——检查；迅速、干净地撤离——检查。”
年轻探员摇头：“你是在说，这是同一伙职业杀手干的？在几天内跑遍半个米国？就为了杀几个杂货店主和退休老头？”
“我说的是‘行为模式上的相似性’。”邓恩纠正。
“我没有结论。我只是指出，这种超越普通街头犯罪的计划性与克制性，为何会出现在地理上分散、目标身份各异的案件中？是模仿？是巧合？还是存在一个我们尚未发现的、将这些受害者和这种犯罪‘风格’联系起来的共同点？”
会议室陷入沉默。几名洛杉矶探员交换眼神——怀疑依然存在，但已被一种更为严肃的深思所取代。
罗德里格斯最终开口：“邓恩探员，我理解你的观点。但这些‘相似性’太模糊了。没有目击者，没有监控直接拍到凶嫌，没有可靠的生物证据。我们现有的资源只能支持我们按常规路径调查各自辖区的案件：排查受害者的社会关系，追查可能的仇家，查看周边监控寻找可疑车辆或人员。”
“我同意这些必须做。”
邓恩点头，“但我想建议增加一个跨州的调查方向：深入分析四名受害者的通讯记录和银行流水，寻找他们之间可能的隐形联系——不仅仅是直接认识，可能通过第三方、共同参与的活动或事件产生交集。”
“第二，协调三地警方，扩大现场周边监控排查的时间窗口，不限于案发前后几小时，要看案发前数天甚至数周是否有相同或类似的可疑人物、车辆模式出现在不同城市。”
“第三，调查各受害者所属社区近期是否都有异常事件——非致命的威胁、骚扰、不寻常的拜访者。”
“这需要三地，甚至更多部门的协调。”罗德里格斯坦言，压力巨大。
“这正是总部派我来的原因之一。”邓恩说，“我可以负责初期的数据整合与比对分析。至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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