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问住了。
她嘴唇微张，碧蓝的眼眸中激烈的火焰像是被浇了一盆温水，虽然还在燃烧，却失去了刚才那股一往无前的势头，变得有些摇曳、迷茫。克劳德的话，逻辑清晰，直指她一直不愿面对，或者说，是刻意用理想主义的激情去掩盖的现实困境。
你有几条枪？你有武装力量吗？
这句话像一根冰冷的针，刺破了她愤怒和指责构建起的情绪屏障。是的，她有什么？一些印刷粗糙的传单，几个在工人中有些声望但同样手无寸铁的伙伴，一腔热血，和越来越不被理解、甚至被家人视为“危险”的坚持。
面对工厂主的私人武装、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警察、面对国家机器那庞大的暴力潜能，她所能做的，似乎真的只有呐喊、组织有限的罢工、以及……期待那不知何时才会到来的“觉醒”。
其他激进组织……他们组织松散，不成体系，怎么打？你打得过吗？
这更是她内心深处不愿触及的隐痛。她接触过一些自称更“革命”的团体，他们谈论“直接行动”，甚至私下里流传着不知真假的、关于获取武器的模糊计划。
但那些团体往往人数稀少，内部争论不休，行动缺乏章法，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工人实际处境的了解和扎根程度，甚至不如她所参与的社会民主党基层活动。靠他们去“推翻”？听起来更像是不切实际的空谈，或者通往灾难的捷径。
更何况法国还活着呢。
这个外部威胁，像一片巨大的、不祥的阴影，笼罩在所有关于帝国内部变革的讨论之上。就连她父亲那样相对温和的改良派，也以此为由警告她不要添乱。任何可能削弱帝国、引发内乱的行为，都可能被解读为为法兰西至上国张目，那将是比激进更可怕的罪名。
克劳德最后那番关于利用权力中心的话，更是冲击着她的认知。在她非黑即白的世界观里，德皇、宰相、容克、资本家，是压迫者，是敌人，是必须被打倒的对象。与敌人合作、利用，哪怕只是策略性的，也是一种道德上的玷污，是妥协和背叛的开端。
可是……他说的，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完全无视现存最强大的力量，一味地对抗，除了自我感动和可能的牺牲，真的能带来改变吗？如果接近他们，了解他们，甚至……影响他们，能够为工人们争取到一些切实的、哪怕微小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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