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才温和地问：“大家觉得，在这里干活，除了有工钱拿，还有什么地方觉得好，或者还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随便说，说真话。刚才这位老哥就跟我说了汤没什么油水，下午容易饿，手套不耐用，安全规矩有时候守不住。还有吗？”
工人们互相看了看，似乎有些犹豫，在“大人物”面前说抱怨的话合适吗？但看到克劳德神情诚恳，不像是来听奉承的，加上刚才那个老工人的话也没被责怪，便有人大着胆子开口了。
“顾问先生，工钱是天天发，可……可物价也在涨啊。黑面包、土豆、煤，都比前两个月贵了。工钱涨得没物价快。”
“就是，家里娃娃多，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这点工钱掰成八瓣花也不够。”
“有些工头……是比之前强了，不敢明着克扣，但脾气还是大，动不动就骂人，安排活计也不那么公平，跟他关系好的，就派轻省点的。”
“住的地方太远，每天天不亮就得走路上工，晚上收工回去天都黑透了。要是能在工地附近，哪怕搭个棚子住都行，省多少脚力。”
“医务所那两个大夫是好心，可药太少了，稍微重点的病就看不了，让去医院，我们哪看得起啊。”
抱怨一旦开了头，就有点收不住。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的都是最实际、最琐碎的困难：物价、住房、交通、医疗、个别工头的态度、工具损耗、伙食质量、工期太赶带来的疲劳和安全隐患……
克劳德认真听着，不时点头，或者追问一两句细节。他没有打断，也没有辩解，只是将这些活生生的诉苦一一记在心里。这才是政策最真实的落地反馈，比任何报告上的数字都更有力量。
这时，一个一直蹲在角落闷头抽烟的中年工人忽然瓮声瓮气地插了一句：
“顾问先生，您比那些社民党的先生们……实在。”
这话让周围稍微安静了一下。社民党在工人中一直有相当的影响力，虽然伦敦事件后其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裂加剧，但在普通工人眼中，他们依然是自己人，是为工人说话的。
克劳德看向那个说话的中年工人：“哦？怎么个实在法？”
中年工人掐灭了烟头，抬起头，他脸上有一道疤，眼神看起来经历过不少事
“以前也听过社民党的先生们演讲，在酒馆里，在工会会场。他们说的话，好听，有道理。说什么八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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