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勒罗瓦的早晨没有太阳。让-皮埃尔·杜蒙今年二十六岁，看起来却像是五十岁。
十年前他还不是这样
那时他相信比利时是欧洲大陆上最自由、最进步的国家之一，相信努力工作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相信选举权和议会能解决所有问题。
现在他不再相信任何事了。
让-皮埃尔排在队伍里，和其他人一样低着头，肩膀向前佝偻着，不是因为他驼背，而是因为这样能让身体在清晨的寒风里保存一点热量。
每个人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短暂停留，然后消失在更大的灰色里。
“杜蒙。”
工头站在井口旁边的小屋里，透过玻璃窗喊他。让-皮埃尔走了过去。
小屋里有炉子，煤烧得很旺，工头穿着羊毛大衣，脸颊红润。他面前的桌上摊着本子，手里拿着笔。
“昨天，巷道东侧第三支道，你那个小组的产量又下降了。”工头头也不抬地说。
“支道渗水，有塌方风险。我们花了两小时加固……”
“我不管你们花多少小时加固。”工头终于抬起头，“我只看最后送到地面的煤有多少吨。比定额少了百分之十五。”
“如果巷道塌了，人死了，产量是零。”
工头嗤笑一声：“杜蒙，你以为你是工程师？你以为你在议会里演讲？你是个矿工。你的工作是挖煤。如果巷道会塌，那是工程师的事，不是你的事。”
让-皮埃尔握紧了拳头。
“这个月工资扣百分之十。”工头低下头继续写，“再有下次，你就别来了。外面想顶替你的人能排到列日去。明白吗？”
让-皮埃尔没有说话。他转身离开小屋，走向井口，走向升降笼。铁笼的门在他面前哐当关上，然后开始下降，向着地心，向着黑暗，向着比地面上更彻底的寒冷。
十年前他不是这样的。十年前他会争辩，会抗议，甚至在1910年大罢工时，他会站在队伍最前面，举着牌子，喊着口号。
那时他相信工会，相信社会党，相信议会里那些穿着体面西装、承诺要为工人争取权益的先生们。
他相信了许多年。
直到去年冬天。
升降笼在黑暗中下降了四分钟。对让-皮埃尔来说，这四分钟是每天唯一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地面上是寒冷和绝望，矿井下是黑暗和危险，只有在这下降的途中他能短暂地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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