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工作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永不触及法律红线，谢谢大家。”
我的发言结束后，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回到座位的时候，看到书记看着我微微的点了一下头，眼神里充满了欣赏与肯定。
杨组长看了看我，没有什么表情，反倒是把眼光投向了，正要发言的三组组长。我心里当然明白他的用意，此时他是不想真的让我出彩的。
接下来是三组组长发言，我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一下，我看了一眼，是王宇明发过来了的，我用文件挡着，看到他发的内容，只有几个字，“是教育局。”
教育局？我心里想，我早上给王宇明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想让他帮我留意，看看能不能打听到我的工作笔记到底被谁捡到了。
没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发过来教育局几个字，那就说明，我的工作笔记，很有可能让教育局的人捡到了，可是我想想，好像也不应该哦，司法局在六楼，教育局在四楼，难道教育局的上楼人去司法局的时候，才捡到了我的笔记本？
我不禁回想起前天我们去考核教育局的情景。
那天，我们按照工作流程对教育进行考核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基础材料中，存在普法宣传的相关的文件缺失的问题，为此，我找了教育局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副局长咨询，副局长说，“负责这一部分材料的人，是教育局一位临近退休的老同志，因为那一段时间住院了，所以这一块工作没有衔接好，他们也是在考核组来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个问题，请问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措施。”
我回复说，“按照考核规定，这样的情况是不允许后补文件的，只能按照考核细则操作了。”
教育局的那位副局长听我说完，也没有说什么，但很快，那位负责材料的老同志就找到了我们，说他当时突发心脏病住院很危险，他们教育局一直都是优秀考核档次，他不想临近退休了，让自己的单位档次下降了等等，当时教育局的那位老同志情绪还很激动最后让他们单位的领导给劝走的。
我记得我过后还在笔记本的空白处，特意标记了教育局的问题，目的就是为了在写总结材料的时候，要加进来这一部分问题。
三组组长的发言结束了，杨组长说，“同志们，由于今天我们召开的是第一阶段考核工作小组的反馈会议，法制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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