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沉的老头从不发火，从不训斥，也从不表扬。他只是在每个月的例会上，听各部门汇报工作，偶尔问一两个问题，然后点头或者沉默。他像一面墙，沉默地立在那里，不推不倒。虬渊和珀罗多次向他提出改革建议，他都听了，然后说：“再议。”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虬渊私下对珀罗说：“他不反对我们，也不支持我们。他在等我们犯错。”珀罗说：“他不会等到。”
新秩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建立。
第一个冲突来自信仰。幸存者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基督徒，有佛教徒，有***，有犹太教徒，有不可知论者，有坚定的无神论者。在地下封闭的空间里，当生存压力稍微缓解，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的时候，信仰就成了最锋利的刀子。有人在走廊里贴传单，说这场灾难是“上帝的惩罚”；有人反驳说，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祂不阻止灾难；有人站出来说，只有科学才能拯救人类，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争吵从口头升级到肢体，从肢体升级到械斗。一次关于“是否应该在食堂里悬挂十字架”的争论，演变成了近百人的群殴，死了三个人。
虬渊带人平息了冲突，但他知道，暴力只能压住火，不能灭火。他找珀罗商量。珀罗说：“我们不能禁止信仰，也不能放任信仰。我们需要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每个人都可以信自己想信的，但不能强迫别人信，也不能因为信仰伤害别人。这个框架，必须写在法典里。”虬渊说：“法典能管住人的手，管不住人的心。”珀罗说：“手管住了，心慢慢就会变。”虬渊没有反驳，但他心里不这么认为。
第二个冲突来自阶层。零号堡的居民大致分为三类：原来的军政官员和技术精英，占据着最好的居住区和最多的物资；最早一批跟随老陈进入的普通幸存者，地位中等，生活勉强过得去；最晚一批到达的幸存者——包括虬渊带来的人——住最差的房子，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口粮。这种不平等的分配制度，不是老陈制定的，而是自然形成的。资源有限，先到先得。但先到的人不愿意让出利益，后到的人不满现状。矛盾在一次仓库物资分配中爆发了。
那天下着雨——不是地面的雨，是地下水渗漏，从天花板的裂缝里滴下来，滴滴答答的像是在哭。后到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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