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社会风气，只得口中谢罪，称颂至尊的圣德仁心。
不然惹怒了至尊，即便不在朝堂上受到严惩，晚上也可能有一群戴着黑色铁面的不良人冲进自家宅邸，底细稍微有些不干净，那自家就得入保安寺进修了。
贪墨成风的世界有个好处，那就是以金钱、暴力和权力为尊，故而对三者的滤镜格外之厚，上位者只要稍微炫耀一下权柄，甚至都不需要拔剑出鞘，底下人就会恐惧得不知所以，只能谄媚逢迎。
“如卿等明智之士，身居国家高位，登天子堂而论国策，互相之间尚且意见不合，况大字不识、眼界鄙陋之小民尔？卿等都要争，那小民就更要争了，不给他们一条清晰的讼路，使其有程序可依，难道指望着人心自消吗？！”
话说到这，高殷的意思其实很多大臣们都已经明白了：至尊并不是要真的为百姓出气，亦或是让僧人参与诉讼，影响官务。
至尊怕的不是人民拿起法律武器，怕的是人民放下法律，拿起武器。
国家如果不能给百姓一个说法，那么百姓就会给国家一个说法。
因此，维持一个官面上的诉讼路径是十分重要的，至少百姓能通过司法程序达成目的，就会去诉诸司法，而不是私下解决，这样既能解决一部分民怨的堆积，也能强化国家法制的威严。
虽然如此说，但实际运转起来其实会有一定难度，因为很多百姓都不喜欢和官搅扰在一起，在古代，如果随意牵扯到国家身上，那父母官们就要抽出宝贵的时间来解决民众之间的私怨，从某种意义上是浪费了国家资源——国家不浪费你个小民的资源，你都该千恩万谢了，还要国家来麻烦你的事？
于是官吏震怒，无论事由，对告事的双方都各打五十大板来个下马威，这行为还不能说不对，因为有其合理性——有地痞无赖爱寻隙滋事，若诉讼无成本，他们就会揪着良善人家，拖着一起受罚，反正他们是无业游民，四处给乡邻添堵就是本职工作，但好人家不能这么耗下去，撑不到最后，就只能和地痞私了。
人性至善至恶，官吏有，那么普通百姓也有，有利可图便图就是人性的底层逻辑，很多粗暴的执法习惯也是在古代条件和观念受限的情况下，拿出来镇压宵小之辈的手段。
寻求国家公正，运转的成本太高，而事情又急需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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