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怎么知道的？”
刘国平说：“赵秀兰收了钱之后，过了几个月又把钱花得差不多了，想在岩口那边找个事做。
我有个朋友认识她。那时候她喝多了酒，跟人说过几句，说是被欺负了，报案没用。我朋友回来跟我讲了。
后来我让人再去问她，她一开始不肯说，后来我说——‘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
这一次是市里来的人在查，林强背后的人可能保不住他了。
你如果愿意站出来说当年的事，邓老虎那边倒台之后，会有人帮你安排一份正经事做。’”
他把一个旧档案袋从脚边拿起来放在桌上。
档案袋边角被翻得起了毛，说明这个袋子被人翻看过不止一次——谢长根或者刘国平在决定把这些东西交给程立之前，一定反复确认过里面的每一页纸能不能用。
“这里面有她当日报案的派出所登记底单复印件，医院的验伤报告复印件，还有她手写的一份情况说明。
她说，如果邓老虎真的倒了，她愿意站出来作证。但如果是空头支票，她不会再说第二句话。”
“如果我这边有人接手，她肯开口吗？”程立问。
“那要看接手的人能不能让她相信，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
谢长根又重复了一句刚才的话，“她说，‘如果邓老虎这次真的会倒，我就敢说。’”
这句话的逻辑，程立听得很清楚。赵秀兰不是不愿意作证，她是不愿意作证之后发现邓老虎还好端端地站在那里——那样她站出来就是自投罗网。
她需要确认的不是程立的态度好不好、办案的人认不认真，她需要确认的是邓老虎这次真的会倒。
而能让她相信这一点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她看到有人在动、有人在抓、有人在倒。
程立伸手，把档案袋接过来，放在自己这一侧：“谢老板，赵秀兰的工作，你能安排？”
谢长根没有犹豫：“能。我在金竹山这边还有两家小公司，一家做矿产品贸易，一家做货运。
给她安排一个文职岗或者管理岗，工资开高一些，够她体面生活。只要邓老虎倒了，这些事情她都不用担心。”
他说得干脆利落，语气里没有任何犹豫或试探。一个在金竹山本地经营多年、根基稳固的人，安排一个人的工作，本来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但程立注意到的不只是他能安排，而是他愿意当着程立的面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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