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顿学货币理论时，教授从没讲过这种组织设计。
课堂上的中央银行只有公开市场操作，没有三圈隔离。
课堂上的国际金融只有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贸易平衡。
此时此刻，他意识到一件事：真实世界的国际金融，跟教科书不一样。
教科书假设所有玩家都在同一套规则下做交易，但现实是，最会玩的人从来不在棋盘上。
李佑林接过话头，接下来的要求让在场的人都有些震动。
因为接下来他要讲的已经不单单是“严管”的范围，而是把冷战时期情报界都不一定成体系的做法，直接植入到了一级金融部门。
“赵局长辛苦了，先坐下。下面我要说的，是整个小组在信息管控上的安全要求。
这些要求，在座的每一个人必须遵守。这不是工作纪律——这是保命的东西。”
“第一，信息隔离。小组内部，每人只知道自己负责的那一块。财务、情报、执行分三条线，互不交叉。
每件事有两个以上的组员经手，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全貌。
所有书面文件当次会议后即焚，不做档案。如果一定要留记录，只写代码。”
这个原则其实并不复杂。
后世任何一个情报机构或金融合规部门都把它当作基本操作规程。
但在这个时代，就算是英国军情六处和美国的战略情报局，也只是在情报工作中局部运用了隔离原则，从来没有人在经济领域系统性地执行过。
李佑林把它拿到这个年代，等于把冷战后期的情报安全标准提前了二十年。
“第二，离岸公司加匿名信托。
每一笔投资，如果一定要穿透到最终持有人，至少要穿透两层离岸公司加一层匿名信托。
第一层是公开可查的壳公司，注册在欧洲各国；
第二层是受托机构，是列支敦士登的匿名信托，受托人是一家当地律所的合伙人，他只知道委托人代号，不知道真实身份。
到这一层，外面的监管机构就查不动了。
因为列支敦士登的法律明确规定，匿名信托的委托人信息只有在涉及刑事犯罪时才能被强制披露——而正常的金融交易不构成刑事犯罪。”
“第三，多国分仓。不把所有资金集中在某一个离岸中心。瑞士、黎巴嫩、纽约分开放。
这其中的逻辑在于，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至今仍然十分有限。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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