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发起多次冲锋，每次都被打了回去。没有重炮支援，步兵打坦克只能靠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伤亡大得惊人。一个连队冲上去接替前沿阵地时还是齐装满员，等换下来时只剩下不到一半人。连长蹲在战壕里，看着剩下那些浑身是血的兵，浑身上下全是泥土和血迹，分不清哪些是自己的血，哪些是战友的。他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沉默了几秒，他只说了一句：“歇一会儿，换完弹药再上。”
没有人抱怨。没有人说话。士兵们默默地坐下来，从弹药箱里取出子弹，一颗一颗压进弹仓里。动作机械而熟练，像做过无数次一样。
川军阵地那边，子弹快打光了。通讯员跑去找补给队，跑了好几里路，终于在后方一个路口看到了补给卡车。卡车上装着满满一车步枪弹，车厢上印着中央军的标志。通讯员气喘吁吁地跑过去，话还没说完，补给官就甩下一句：“上面说了，先紧着中央军弟兄。你们川军再等等。”
通讯员站在路边，看着那辆卡车扬起一路尘土远去。他攥着空荡荡的弹药袋，指节发白。他骂了一句脏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从心底涌上来的愤怒和悲哀。然后他转身，跑回阵地。他身后，那辆卡车的影子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公路尽头。
孙连仲在指挥部里对着电话嘶吼。他的声音沙哑，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预备队呢！我的预备队在哪！”
电话那头，何应钦的声音冷得像冰，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务必坚守阵地，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不得后撤一步。”
孙连仲把话筒砸在桌上。话筒在桌上弹了一下，滚到桌边，悬在半空晃荡着。他站在那里，胸口剧烈起伏。他自己的嫡系在后方躲着，让杂牌军在前面送死。他拿起军帽扣在头上，对参谋长说：“走。上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