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设愣了两秒，没明白陈峰说的是什么意思，接着说道。
“可是……你现在这么做，是赔钱的，总得有个理由吧，光凭这个，太天真了...”
陈峰没有立刻回答。
他把手搭上栏杆，低头望着楼下那些埋头踩机器的女工，像在看一幅他已经看过无数遍、却始终看不够的画。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问了一个似乎毫不相干的问题。
“王主任，您最近去过城东老街吗？”
王建设没接话，只是眉头微微拧了一下——城东老街，是他小时候长大的地方。
“我上个礼拜路过那儿，”陈峰说，声音不重，像在叙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早上七点半，整条街上几乎看不见一个四十岁以下的面孔。”
“卖油条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左手抖得厉害，夹不稳筷子，炸油条全靠右手单手翻。”
“他旁边的馄饨摊是他老伴在撑着，背驼得已经够不到灶台上面的调料架，脚底下垫了两块砖头才勉强站住。”
“我买了碗馄饨，就坐在路边吃。”
他顿了顿，接着往下说。
“对面走过来一个老太太，看着有六十上下，推着一辆婴儿车。车里坐着一个，手上牵着一个，背上还背着一个。”
“三个孩子，最大的不超过四岁，她走几步就停下来喘一阵，背上那个一哭，她就得蹲下来哄。”
“蹲下去倒容易，站起来的时候膝盖直打颤，要扶着墙壁撑好半天才能直起身。”
陈峰回过头，看了王建设一眼。
“我问旁边卖馄饨的婶子，那老太太的儿子儿媳呢？”
“婶子说——儿子在宁波建材市场扛货，儿媳在义乌的袜子厂踩缝纫机，一年到头回来一趟。”
“三个孙子，全搁在她一个人身上。”
王建设的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
他不需要陈峰来描述这些——他见过，不止一次。
但同样的场景，从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嘴里讲出来，分量不一样。
“您知道青泽县现在还剩多少所小学吗？”陈峰忽然问。
王建设想了想：“……十三所。”
“十年前呢？”
“……二十一所。”
“砍掉了八所。”
陈峰说，“不是因为什么教育改革、资源整合，是因为没有学生了。”
“城南的红旗小学，我专门查过数据——2017年一年级招生，整个年级总共九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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