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征做梦也没想到，当了军长以后，最让他头疼的不是打仗，是签字。
每天早上七点，王德福准时把一摞文件放在他桌上。高的时候半尺，矮的时候也有一拳。等批示的、等签发的、等盖章的、等转呈的——各师的请赏单、补给申请、人事调动，军政部的训令、战区司令部的情报通报、地方政府的公函，还有报社的采访请求、商会的大会邀请、士绅的宴会请柬。堆在那里，像一座永远搬不完的山。
他坐下，拿起笔，蘸了蘸墨水，开始签。
一份、两份、十份、二十份。手酸了，甩一甩，继续签。他的字本来就不算好看，签多了，越来越潦草，“陈东征”三个字有时缩成一团，有时拉得像一条蛇。王德福站在旁边等着，签完一份拿走一份，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他忍不住说了一句：“军座，您这签名，快认不出来了。”陈东征头也没抬。“认不出来正好，省得有人模仿。”
王德福不敢再说了。
批阅文件只是开头。最难缠的是那些不请自来的人。
地方士绅来拜访，带着土特产，说“陈军长辛苦了，一点心意不成敬意”。陈东征推辞，他们硬塞。陈东征不收，他们不走。最后沈碧瑶出面，把礼物原封不动退回去，说“军座不收礼，这是规矩”。士绅们讪讪地走了，出门就嘀咕：“陈军长架子大。”商会代表来邀请参加庆典，说“陈军长是浙江的英雄，临安的骄傲，一定要赏光”。陈东征不想去，又不好直接拒绝，说“军务繁忙，实在走不开”。他们不肯罢休，说“那就改天，陈军长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什么时候办”。陈东征没辙了，沈碧瑶站出来说：“军座确实忙，我代表军座去。”商会代表面面相觑，不好说什么，走了。报社记者来采访，问金山卫、问富阳、问谷地围歼战，问陈东征的治军理念、抗战决心、对时局的看法。陈东征不想多说，又怕得罪记者，王德福愁眉苦脸地进来报告，沈碧瑶放下手里的文件走了出去。
“军座在开军事会议，没时间接受采访。有什么问题，你们问我。我是军部情报处长，也是军座的妻子。”
记者们愣了一下，然后开始提问。沈碧瑶对答如流，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句不漏。记者们满意地走了，第二天报纸上登出“陈军长夫人谈浙西抗战”，措辞得体，分寸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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