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西公房区，县招待所二楼的办公室里。
李建国紧锁的眉头的抽着烟。
窗户外，街上的叫卖声混着自行车铃铛响。
那不是寻常的吆喝，是附近居民口中所说，用铁皮喇叭喊出来的“花生酱”，声音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嚣张。
“老李，刚接到的电话，省纪委那边透的话，说有人把材料递到京城去了。”
副主任敲了敲桌子，把一份盖着红章的文件推过来，“上面领导就一句话：‘县城的盖子，必须掀开’。”
“把这几天的调查材料都拿过来。”
李建国掐灭烟头，声音沉得像磨盘：“尤其是那些商户的笔录。”
科员抱着一摞文件夹进来时，额头上还沾着汗：“李主任，这是五天里走访的结果——城西的菜贩子说，现在想在菜市场摆摊，得先给‘强哥’交‘管理费’；粮店老板说，他们进的面粉，一半都得按‘保护价’卖给刘永强；还有这个……”他抽出一份按了红手印的笔录，“猪肉铺的张师傅，因为不肯把好肉低价卖给刘家，被人打断了三根肋骨。”
李建国一页页翻着，指腹蹭过纸上“官商勾结”“强买强卖”的字样，喉咙里像堵了一团烧红的炭。
正这时，门又被敲响，另一个科员抱着个铁皮盒子进来：“李主任，信访办那边转来的，这是最近一个月里，举报县主任刘长山的信，一共52封。”
盒子打开时，一股带着墨香和纸页潮气的风扑出来。
李建国随手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却用胶带仔细粘了三层。
拆开后，里面是一沓泛黄的稿纸，开头写着“实名举报人：赵东”。
厚厚的一沓，里面详细地记录这个赵东被王青胁迫，被逼着卖货的所有过程。
稿纸后面，附着一个用线缝起来的笔记本，里面记满了日期、数量和金额——“4月12日，拉走大米200斤，卖价1块2，给我留1毛5”“5月3日，拉走菜籽油150斤，卖价2块，给我留3毛。”
每一笔都用铅笔写得工工整整，最后一页上，按了一个暗红的血手印，边缘还能看到干涸的裂纹。
“还有这个。”
科员又递过来一张照片，是赵东的手臂，上面留着一道深可见骨的疤痕，“赵东说，这是刘永强的人用钢管打的。”
李建国把笔记本放在桌上，手指在“血手印”三个字上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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