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一点十分，钥匙插入锁孔转动的声音很轻，但古民还是醒了。他躺在自己角落的床上，没动。紧接着是刻意放慢、却依然沉重的脚步声，布料摩擦声，然后是压抑着的、一连串短促而沙哑的咳嗽，仿佛有沙砾在干涸的气管里滚动。咳声在寂静的夜里被放大，带着撕裂般的尾音。几秒钟后，是倒水的声音，吞咽声，然后又是一阵更深的、仿佛要把肺掏空似的闷咳。
母亲回来了。下夜班了。
古民在黑暗里睁着眼，听着。咳喘声渐渐平复，变成粗重而疲惫的喘息。然后是窸窸窣窣脱掉外衣的声音，老旧弹簧床承受重量时发出的**，最后归于一片带着滞涩呼吸声的沉寂。
他没起来。他知道母亲不想吵醒他，他也装作没醒。这是他们之间无言的默契，关于贫穷、疾病和疲惫的默契。
母亲重新工作，是在一个月前，父亲二次手术的预备金缺口迟迟无法填平的时候。她自己找的，没跟古民商量。一家私营纺织厂的整理车间，三班倒，做“辅助工”——把流水线上出来的布匹搬下，剪掉线头，检查有无明显瑕疵，叠好，打上简易包装。工作不复杂，但需要一直站着，不断弯腰、搬动。布匹不轻，一匹几十斤，车间里永远飘着棉絮和粉尘。母亲做过手术的肺，和那双有关节炎的膝盖，在这种环境里，是持续的消耗。
夜班从下午四点，到午夜十二点。八个小时。时薪十元，夜班补贴每晚八元。一天八十八元。一个月不休息，能拿到两千六百四十元。扣除社保（工厂按最低标准交），到手大约两千四百元。这是母亲能为这个家，新增的、也是极限的现金贡献。
古民算过这笔账。他知道，母亲选择夜班，不仅仅是因为夜班补贴多八块钱。更因为夜班的管理相对松散，她可以偷偷多坐几分钟，可以少搬几匹特别重的布，甚至可以戴着双层口罩抵御一部分粉尘——白天班管得严，这些“小动作”容易被发现、扣钱。夜班，是用更艰难的生物钟和更孤寂的环境，换取一点点喘息的空间和微薄的安全边际。这是底层劳动力在恶劣条件下的、悲哀的“优化”。
他听到母亲压抑的咳喘声，就会想起父亲膝盖上那块破损的补丁。两种不同的磨损，指向同一个终点：被生活榨干的身体，和沉默的牺牲。
凌晨四点，古民的闹钟震动。他像往常一样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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