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了！这么多人看着！回家吧！”张伟哭喊着，几乎要跪下来。
古民不再说话。他知道，此刻任何逻辑和事实都是徒劳。对方需要的不是一个真相，而是一个可以为所有痛苦负责的“魔鬼”。而这个角色，不幸地，被安排给了他。他迅速评估形势：对方情绪失控，有攻击意图，但体力似乎不支（三个月的焦虑消耗），且有张伟阻拦。自己年轻，有自行车作为缓冲，且在学校门口，围观者众，安全风险可控。最佳策略是脱离接触。
他不再犹豫，猛地将自行车向后一拉，然后迅速调转车头，跨坐上去。“张伟，拉住你爸。”他对哭喊的同桌快速说了一句，然后脚下一蹬，自行车迅速向前滑去，汇入放学的车流。
“你别跑！王八蛋！你赔我钱！”身后传来张伟父亲嘶哑的、越来越远的怒吼，以及张伟压抑的哭声和路人的议论。
古民没有回头，奋力蹬着车，直到转过两个街角，将那片混乱彻底甩在身后。他在一个僻静的路边停下，扶着车把，微微喘息。不是因为累，是因为刚才那一幕带来的、迟来的肾上腺素冲击和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
他成功了。他的市场调研是准确的，他的损益测算模型是精准的，他对风险的预判是清醒的。他甚至尝试在危机中提供过具体的、低成本的改进建议。但这一切，最终换来的不是感激或反思，而是一句“乌鸦嘴”的污名和一次当街的追打。
这比生意失败本身，更让他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和荒诞。这寒意，并非针对张伟父亲个人（他理解其崩溃），而是针对某种普遍存在的、反智的、将失败归咎于“预言者”而非自身决策的思维模式。这荒诞，在于理性与计算，在现实的人性、情绪和面子面前，显得如此无力，甚至“有罪”。
他在路边站了许久，直到心跳彻底平复。然后，他推着车，慢慢走回家。路上，他拿出手机，看到张伟在十分钟前发来的一条信息，只有三个字：“对不起。”
古民看着这三个字，没有回复。他能说什么？说“没关系”？这件事的后果，不是一个高中生之间的“对不起”能承载的。二十万的损失，一个家庭的财务危机，父子关系的裂痕，父亲当街崩溃的尊严扫地……这些重量，远非一句道歉可以平衡。而他，也无需为不是自己的错误承担任何责任，更无需接受道歉来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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