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第二天，家里电话响了。母亲接起，是县城的大姨打来的。电话里声音又急又快，带着哭腔，母亲听了半晌，脸色越来越凝重，最后只说：“大姐你别急，我们马上过去。”放下电话，母亲对古民和父亲说：“你大姨家出事了，建军（表哥）又要结婚了，对方家里条件提得高，谈不拢，闹起来了。建军把自己关屋里不吃不喝，你大姨夫高血压犯了，刚送去诊所。让我们过去帮着拿个主意。”
父亲皱了皱眉：“建军？他不是三年前才离的吗？这又要结？对方什么人家？要多少？”
“听说是他厂里一个同事的妹妹，也是二婚，带个女孩。彩礼要十八万八，还要在县城买套新房，只写女方名字，说是给她们娘俩保障。建军那点积蓄，上次离婚就折腾得差不多了，哪还有钱？可女方家咬死了不松口，说不然就散。建军像是认准了这人，跟你大姨他们杠上了。”母亲一边说一边换衣服。
古民默默听着。建军表哥比他大十岁，在县里一家机械厂当技工，手艺不错，但性格有些闷。第一次婚姻是亲戚介绍，仓促结婚，因性格不合和婆媳矛盾，三年后离婚，没孩子，但几乎净身出户（房子给了女方）。这才三年，又要再婚，而且对方条件如此苛刻。他几乎能立刻在脑海里勾画出这件事的轮廓：一个急于再组家庭、可能带有某些情感或现实补偿心理的大龄二婚男，一个寻求经济保障的二婚带孩女，一个被高额要求逼到墙角的普通工薪家庭，以及夹杂其中的面子、焦虑、对未来的恐惧和算计。
“我也去。”古民起身。父亲看了他一眼，想说什么，但想到上次古民用Excel表格分析彩礼问题引发的家族风波，又把话咽了回去，只点了点头。
大姨家住在县城一个老旧小区。屋里气氛压抑，大姨眼睛红肿，大姨夫躺在床上，脸色发白。建军表哥坐在角落的凳子上，低着头，一言不发，整个人笼罩在一团灰色的颓丧里。茶几上摊着几张纸，是手写的“礼单”和“要求”。
看到古民一家来了，大姨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又开始哭诉。内容与母亲电话里说的基本一致，但补充了细节：女方32岁，在超市做收银，前夫因赌博离婚，她带着8岁女儿。她坚持高额彩礼和新房，理由是“第一次婚姻失败，这次必须要有保障”，“不能委屈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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