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她的语气里带着一种置身其中的参与感和隐隐的优越感。她偶尔会用一些品牌名称或设计术语，仿佛那是她日常词汇的一部分。
古民大多时候是安静的听众，偶尔回应，但很少主动展开新话题。他注意到林薇在叙述时，会不自觉地抚弄手腕上的表带，或者调整一下项链的位置，这些动作很细微，但在他刻意观察下，显得有迹可循。她似乎在通过讲述和仪态，构建一个与这个艺术馆、这家咖啡厅、以及她身上行头所匹配的“形象”或“氛围”。
当林薇提到某个同事刚买了一个新款手袋，语气中带着羡慕时，古民看似随意地问了一句：“你喜欢的那款，大概什么价位？”
林薇报了一个数字，相当于古民估算中她全身行头总价的一半。她随即补充：“不过确实设计很经典，很能装，也很百搭，算下来使用率很高，其实性价比还可以的。”
“性价比？”古民重复了这个词，语气平淡，“你是指，每次使用的平均成本？假设这个包使用寿命五年，每年使用一百次，每次使用的成本大约在X元左右。这还没算资金的时间价值和机会成本。如果同样功能、质量可接受的替代品价格是它的十分之一，那么选择这个包的‘性价比’，更多体现在它的品牌溢价、社交符号价值以及你使用它时获得的心理满足感上。这部分溢价，是否值得付出十倍的金钱，取决于个人的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
林薇再次怔住，表情有些僵硬。她似乎感到自己珍视的、关于“品味”和“价值”的认知，在古民这套冰冷的经济学模型面前，变得脆弱甚至有些可笑。她沉默了几秒，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再开口时，语气有些疏淡：“古民，我们好像…真的不太一样了。你看世界的角度，和我，和我身边很多人，都不一样。”
“角度差异一直存在，”古民说，“只是以前关注的东西重叠部分比较多，差异不明显。现在环境变了，关注点分离了，差异就被放大了。”他说的是客观事实，不带情绪。
林薇看着古民，他平静地坐在那里，穿着那身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休闲装，眼神清澈，没有任何自惭形秽或试图迎合的迹象。他甚至没有评价她的穿着或她的消费观念，只是用一种分析性的语言，解构了她话语中的逻辑。这种绝对的理性，在此刻的语境下，反而让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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