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抢救费用，如果需要，我可以以同事身份暂时垫付一部分，但需要票据清晰，且后续公司或社保应能对接。大额或长期费用，我无法承担。”古民把话讲得清晰明白。
医生没再说什么，转身又回了抢救室。古民站在嘈杂的走廊里，感到一种冰冷的现实感。这里没有K线图的波动，没有信用评估模型，没有精心计算的现金流规划。只有生死的赤裸界限，和与之相关的、现实而琐碎的责任：签字、费用、后事。
他走到相对人少的角落，给人事同事又发了条信息，询问公司处理此类情况的常规流程，以及大概多久能有人到医院。然后，他靠在冰凉的墙壁上，开始等待。
秦老头。那个沉默的、似乎与这栋光鲜的金融大厦格格不入的老人。他为什么会留自己的电话？他们几乎没说过话。古民回忆着有限的几次照面：秦老头看交易屏幕的眼神，偶尔闪过的一丝极锐利、极短暂的光，与平日浑浊截然不同。那不像一个普通门房会有的眼神。还有一次，古民在楼下便利店买面包当晚餐，碰到秦老头也在，拿了一袋最便宜的榨菜和两个馒头。结账时，古民下意识地让了一下，让秦老头先结。秦老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默默结了账，走出门时，似乎几不可察地点了下头。
仅仅是这些。不足以构成任何交情。
除非…那眼神，那种对交易屏幕的、近乎本能的关注，让古民产生过一丝极细微的联想。但他从未深究。一个落魄的门房，或许只是年轻时有过一些与金融相关的经历，最终沦落至此。这样的故事在城市里并不鲜见。
但现在，这个落魄的老人躺在抢救室里，生命垂危，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唯一被联系到的人，是自己。
古民看着抢救室门上亮着的红灯，那里在进行着一场与死亡拉锯的、昂贵的、且希望渺茫的战斗。他忽然想起自己一直在构建和完善的那些风险评估模型，关于财务，关于时间，关于人性，关于伴侣选择。在真实的、突如其来的死亡和彻底的孤独面前，那些模型，那些计算，显得如此…纸上谈兵，却又如此必要。因为它们关乎的，是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构建一种相对可控、相对有尊严的生活，如何避免（至少是推迟）陷入秦老头此刻的境地：重病、无依、甚至无法掌控自己生命的最后抉择。
他或许永远不知道秦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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