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他们自己的感受。不要结论，只要事实。”
“第二，”古民转向陈明，“把我们早期服务小微企业时，因为客户家庭财务问题导致项目失败的几个典型案例（彻底脱敏后）也整理出来。重点突出‘家庭财务与企业经营风险隔离’这个点，说明我们做家庭手册的初衷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来自一线教训。这能让我们的动机更扎实，避免被解读为纯粹的理想主义。”
“第三，赵博，你从用户反馈池里，找出那些最尖锐、最有建设性的批评和改进建议，比如‘表格对收入不稳定的人不友好’、‘资产项太简单’、‘没有考虑跨城家庭的情况’等等。整理出来，说明我们不是完美的，工具也在不断迭代，用户的批评是我们改进的动力。”
“这些材料，”古民总结道，“在李薇润色、确保不泄露任何隐私后，由我亲自补充发给何薇记者。附上一段说明，强调我们更希望报道能呈现这些真实的、细碎的、充满烟火气的改变，以及我们工具本身的局限性和迭代过程。我们要传递的核心信息是：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不断优化的‘普通工具’，帮助了（同时也被无数普通用户帮助改进着）很多‘普通家庭’，解决了一些‘普通的财务烦恼’。仅此而已，没有神话。”
“另外，”古民补充，“在报道发表前，如果何记者有后续沟通，无论她问什么关于我个人或团队‘心路历程’、‘远大理想’的问题，一律引导回具体案例和工具本身。如果她坚持要个人故事，就谈我们做小微企业咨询时看到的失败案例，谈我们看到那些家庭财务一团糟时的无力感，谈我们做手册只是想试试能不能做个‘扳手’——重点是无力和工具，不是情怀和理想。”
团队迅速行动起来。古民亲自起草了给何薇的邮件，语气诚恳，没有对采访内容提出任何修改要求（这是尊重记者专业性的底线），只是以“补充一些或许有助于您更全面了解的背景材料”为由，附上了精心准备的案例集、失败教训和用户批评。在邮件末尾，他写道：“何记者，与其关注我们这个小团队或所谓‘模式’，这些来自真实用户的、细微的改变和声音，或许更能说明我们所做之事的价值与边界。我们无意也无力成为任何意义上的‘标杆’或‘颠覆者’，我们更像是在诸多具体困境旁，尝试递出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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