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是在威胁我们公司吗？事情要按程序来……”
“程序是救人的程序，不是拖延的程序。”古民打断他，“现在是上午10点15分。12点前，我要看到缴费凭证。否则，后果自负。”说完，他挂断了电话。他必须表现得比对方更强硬，才能撕开一道口子。
到达蒋文斌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已是上午十点半。蒋文斌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古民，面前已经泡好了两杯茶。听完古民对最新情况（王德发失联、建筑公司拖延、医院催费）的快速叙述，蒋文斌眉头紧锁。
“情况比我预想的还糟。包工头跑路，这是最麻烦的一种。建筑公司想让他当替罪羊，把赔偿责任都推给他，但法律上，总包单位难辞其咎。”蒋文斌快速分析，“你刚才对建筑公司的最后通牒是对的，必须施加压力。但光施压不够，我们必须做最坏打算，立即启动法律程序。”
他拿出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和几份文件：“这是授权委托书，你和你父亲签了，我就可以正式介入。另外，这是申请工伤认定的材料清单，你尽快收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想办法锁定王德发的财产。只要他有财产，哪怕人跑了，我们也能通过诉讼和执行拿回钱。”
“怎么锁定？我们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古民问。
“找人难，找财产线索相对容易些。”蒋文斌说，“他做包工头这么多年，不可能完全没有资产。关键是要找到线索。你父亲和其他工友，有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个小区？开什么车？车牌号？有没有听说他在哪里有工程款没结？或者，他有没有用自己或家人的名义注册过公司、店铺？哪怕是个小卖部也行。另外，他手下应该还有其他工头或者亲信，找到他们，或许能问出点什么。”
古民立即打电话给父亲，开着免提，让父亲尽可能回忆。父亲忍着痛，又提供了几条零碎信息：王德发好像提过在“锦绣花园”小区租了房子，但不确定是几期；车子可能是黑色帕萨特，车牌尾数好像是“57”或者“75”；他好像还和一个朋友合伙在城北开了个小型建材店，具体名字和位置不清楚。
蒋文斌一边记录一边说：“有小区名字和车型车牌号，我们可以尝试通过一些渠道查询，但需要时间，而且可能涉及隐私，需要申请调查令，这又得立案之后。建材店是个线索，但范围太大。当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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