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总资产突破七位数的喜悦，像一杯温热的酒，在古民心中暖了几天。但他没有沉浸太久。实验室那边积压的事务，以及内心深处对“规范化”这根弦的紧绷感，让他很快将注意力转回了公司。
回到实验室的第一天，一切看似如常。陈明主持的“防火墙计划”稳步推进，又交付了两个家企隔离案例，客户反馈良好。苏岚主导的“方舟工具箱”根据用户反馈完成了第二轮迭代，上线了新功能模块。吴静的社群运营有声有色，用户活跃度和自发分享率稳步提升。张工优化了内部协作平台，跨项目沟通效率有所改善。
然而，在例行的月度财务复核会上，赵博的脸色有些凝重。
“古民，陈明，有个情况需要跟你们说一下。”赵博将一叠打印出来的银行回单和税务系统截图放在桌上，“上周，税务局专管员给我打了个电话，不是例行的那种。他问了我们几个关于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成本发票的问题。”
古民眉头微蹙：“什么问题？”
“主要集中在几笔大额的服务外包费和技术咨询费上。”赵博指着其中几张单据，“去年底，我们为了赶‘方舟工具箱’的开发进度，外包了一部分UI设计和前端编码工作，对方是个小工作室，开了几张发票。还有，今年初，我们聘请了一位外部专家为‘防火墙计划’做了一次为期三天的内部培训，也支付了一笔咨询费，对方是以个人名义代开的发票。”
“这些发票有问题？”陈明问。
“发票本身是真的，在税务系统里能查到。”赵博顿了顿，“但专管员问得很细，比如：外包服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成果如何验收？为什么没有签订正式的技术开发合同？那位外部专家的培训，有没有留下课件、签到表、现场照片等佐证材料？他暗示，最近在开展针对‘现代服务业’虚开发票、虚列成本的专项整治，我们这几笔业务，从发票品名和金额上看，有点‘扎眼’。”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古民意识到，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电话提醒。这是税务监管趋严的信号，直接射向了他们这种轻资产、高人力成本、业务模式新颖的初创公司。
“我们当时的处理，确实不够规范。”古民回忆道，“外包那部分，因为赶时间，合同签得比较简略，验收也只是邮件确认了一下。培训那次，确实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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