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是不需要他们服务的人，要么是需要但付不起钱的人。
这堵墙的第二个标志，是团队效率的下降。三十多人的团队，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七八个人、一条心的创业小分队。部门之间的沟通成本越来越高，决策链条越来越长，内耗越来越严重。古民试图用项目制和内部结算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效果有限。他发现，当团队规模超过一定限度后，管理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消耗。他花在开会、审批、协调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花在思考和创造上的时间，越来越少。
这堵墙的第三个标志，是他个人精力的透支。古民开始频繁地失眠。夜深人静时，他躺在床上，大脑却像一台停不下来的机器，反复运转着各种问题：下个月的现金流能不能撑住？那个关键岗位的空缺什么时候能补上？竞争对手会不会推出类似的产品？投资人会不会对增长放缓不满意？这些问题像一群嗡嗡作响的苍蝇，在他脑海里盘旋不去，直到天蒙蒙亮才勉强睡去，然后在闹钟响起时挣扎着爬起来，灌下一杯黑咖啡，开始新一天的循环。
他试图用运动来缓解压力，办了一张健身卡，去了三次就再也没去过。他试图用阅读来放松身心，床头堆了十几本买了没翻开的书。他试图用旅行来换换脑子，但每次刚离开办公室不到两个小时，就开始忍不住看手机，生怕错过什么重要的消息。
他知道，自己正在接近一个临界点。如果不做出改变，他可能会在三十五岁这一年，迎来人生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挫败。
那天晚上，古民没有加班。他破天荒地在晚上七点离开了办公室，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秋天的夜风带着凉意，吹在脸上，让他有些恍惚。他路过一家便利店，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买了一瓶啤酒，坐在便利店门口的塑料凳上，慢慢地喝着。
他看着街上人来人往，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奔向各自的目的地。他忽然想起老陈——那个在城中村开便利店的男人。老陈在卖掉三家店、捐建了一所小学之后，带着嫂子回了老家县城，买了一套不大不小的房子，过起了悠闲的退休生活。他偶尔会给古民发微信，内容是他在阳台上种的花开了，或者他钓到了一条大鱼。他的语气里，满是知足和安逸。
古民忽然有些羡慕老陈。羡慕他能在恰当的时候，果断地停下脚步，转身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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