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事。我记得我上初中那年，学校组织春游，要交五十块钱。我回家跟我妈说，我妈犹豫了一下，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五十块钱给我。后来我才知道，那五十块钱，是她从买菜的钱里省出来的。”
记者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
古民继续说：“我后来学了财务，做了咨询，帮很多人管过钱。我发现，大多数人缺的不是赚钱的能力，而是管钱的意识和方法。他们不知道钱是怎么花掉的，不知道怎样才能存下钱，不知道怎样让钱为自己工作。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份完美的投资方案，而是一套简单实用的财务思维。”
他顿了顿，看着记者：“我做《财富觉醒》这款游戏，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没有机会接受正规财商教育的人，能够用最简单、最有趣的方式，学会这套财务思维。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做所有决策的出发点。”
记者问：“那你不拿分红、降薪的做法，也是为了这个初心吗？”
“是的。”古民回答，“我不拿分红，不是因为我不需要钱，而是因为我觉得，这些钱用在产品研发和推广普及上，比用在我个人身上，更能创造价值。我降薪，不是因为我想标榜什么，而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自己都不能做到‘够用就好’，我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团队和我一起奋斗？”
记者追问：“但批评者认为，你的做法不符合商业规律。一家企业，如果创始人都不追求个人回报，如何保证持续发展的动力？”
古民笑了：“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次。我的答案是，动力不一定来自个人回报。对我来说，看到一款游戏改变了一个孩子的消费习惯，看到一个家庭因为游戏而改善了财务状况，看到一个学校因为游戏而开设了财商课程——这些，就是我最大的动力。这种动力，比个人回报更持久，也更强大。”
记者沉默了片刻，然后问：“那如果有一天，公司经营困难，发不出工资了，你怎么办？”
古民回答：“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会第一个站出来，说‘我们可以降薪，可以裁员，可以收缩业务’。但我会最后一个拿工资。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承诺。”
专访发表后，舆论的风向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虽然仍有人质疑古民的做法，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他的选择，甚至开始支持他的“社会企业”实验。
一位网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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