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少了一半。卖烤红薯的推着炉子走了。路灯亮着，光晕发黄。
电线杆底下蹲着一个抽烟的男人。
苏晚往左看了看，街角的布店门口站着另一个。
她收回视线。
四面八方，全是墙。
她在长沙待了五天。五天里，刘先生的每一个“好办”都变成了“查不到”，她的最高权限电报被人吞了，连备用弹匣都被翻过。
对方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甚至连一句威胁的话都没有留。
但意思已经够清楚了。
**到此为止。**
苏晚从窗前退回来，坐到桌边。
她把驳壳枪从腰后摘下来，退出弹匣确认了一遍。八发。
毛瑟步枪的弹药袋里还有二十四发尖头弹。
窗外的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带着长沙冬天特有的那种湿冷。
苏晚把棉衣往身上裹了裹。
她的手指碰到了内衣暗兜的硬物——碎镜片，变形弹头，“枪擦干净”的纸条。三件东西贴着肋骨，随着呼吸一起一伏。
谢长峥现在在哪？
他的腹腔粘连有没有做完手术？
这些问题从脑子里冒出来又被她摁下去。
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她把脑子清空，从头到尾把这五天里的每一个人、每一句话过了一遍。
刘先生。周主任。跟踪的人。动过弹匣的人。
全是军统的线。
军统的线全断了。
苏晚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着，敲了七八下，忽然停住。
她想起了一个人。
吴先生。
那个一个多月前，穿着半旧中山装，带着三张瑞典道林纸打印的参数表，出现在大别山营地里的瘦长男人。
他的证件上写的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也是军统。
但他不一样。
他来的时候，没有刘先生这种满口应承的油滑。他放下东西就走，干净利落，连一根头发丝都没留。
而且——他带来的那份参数表，用的正是和“镜”签收的同一种纸。
苏晚从口袋里摸出马奎给的铜片，翻过来看了一眼。
“活着”两个字在油灯底下泛着暗光。
她把铜片攥紧。
军统不是铁板一块。
刘先生是一条线。吴先生是另一条线。
这两条线之间，八成有缝。
苏晚站起来，走到帆布包前，从夹层里摸出毛瑟步枪的弹匣，掂了掂。
第三发子弹的底火朝右。
她把弹匣放回去，蹲在包旁边想了半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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