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洛阳，尚在秋露的浸润中未醒，太极殿外的廊柱下已站满了等候早朝的官员。百余张面孔，新旧各半。有人穿着昨日新领的紫袍，尚不习惯那领口贴身的硬挺织工，不时伸手扯了扯；有人仍穿着浆洗得发白的三年前旧袍，袖口的补丁缝得细密，看得出是家中妻子连夜赶工的手艺。
杜预抱着新修《职官志》的全本，站在文官班列的第二位。他身后是昨日刚被拔擢为尚书右丞的杨肇，一个出身弘农寒门的三十岁年轻人。杨肇的绯袍是新裁的，还散发着染坊里未散尽的茜草气味。他望着前方杜预的背影，手心微微出汗——今日要议的《职官志》定了此后百年的官场升降之途，而他这样没有门阀根基的人，能否在这新体制里站稳脚根，全看这一卷竹简上的条文如何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