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税法改革法案中，企业税率从百分之三十五降至百分之二十一。受益最大的行业是能源、制药和金融服务业。
同期削减的公共支出项目中，食品援助计划被削减了百分之十三，住房援助计划被削减了百分之九。’降税省下来的钱，进了财阀的口袋。
削减食品援助和住房援助省下来的钱，也进了财阀的口袋。两边都在省钱，省下的钱去了同一个方向。食品援助计划原本覆盖的四百多万个家庭，在法案通过后的第一年，有超过一百万个家庭失去了援助资格。
住房援助计划被削减后，约八十万户家庭被从等待名单上移除。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援助，是因为财阀需要这些钱。”
他翻到下一页。“第四段——‘米国联邦储备系统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量化宽松政策中，向大型金融机构提供了超过四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持。
这笔资金通过银行体系间接流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推动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同期，底层百分之四十家庭的实际收入下降了百分之七点二。’
四万亿美元注入金融体系，底层百分之四十的家庭收入下降了百分之七点二。钱没有往下流，是往上流了。美联储印的钱没有变成工资，而是变成了股票分红和房地产增值。通货膨胀来了，工资没涨。
物价涨了，房租涨了，医保涨了，学费涨了。只有工资没涨。那百分之七点二的下降不是自然的波动，是被政策挤出去的部分。当四万亿从天而降的时候，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绕开了底层家庭的盘子，落在他们的上方。”
弹幕里有人截屏，有人复制粘贴，有人在评论区里贴出了自己十年前的工资单和现在的工资单对比，两张纸之间隔着一道没有人愿意细看的鸿沟。
徐坤的目光扫过那些数字，但他没有停下。“第五段——‘过去二十年间，米国前十大财阀家族的总资产增长了百分之四百一十。同期，米国中等家庭收入仅增长了百分之九。’百分之四百一十对百分之九。
他们涨了四倍，普通家庭涨了不到十分之一。这份差距不是经济周期的正常波动，而是政策选择的结果，是一组连贯的、跨越多个政治周期和技术迭代的转移链条。
每当底层出现增长苗头，就有一个政策杠杆把增长的方向从底层转移到顶层。转移的工具不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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