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七年正月，关外的寒气依旧凛冽刺骨，辽河两岸尚未解冻，奉天城的街巷被厚厚的白雪覆压，一眼望去，银装素裹，却也透着几分冬日的肃静。
行人裹紧棉衣步履匆匆，街头的商号大多半掩着门，只有往来运送军粮、军械的车马，在雪地上碾出深深的车辙，打破了城池的沉静。
与城外的清冷不同，奉天帅府内外，始终是一派昼夜不息的繁忙景象。
文书往来络绎不绝，军务调度有条不紊，亲兵卫队持枪肃立，各处院落灯火常明，处处彰显着奉系军政体系的高效与规整。
经过数年经营，东北的局面早已彻底稳固，奉系麾下的二十七师、二十八师本就同源一体，皆是我张作霖一手扶持、一手锤炼出来的嫡系部队。
从旅团营连到普通士兵，上下军心归一，号令通行无阻，没有半分隔阂与嫌隙。
当年冯德麟去职，张景惠接任二十八师师长，不过是奉系内部一次再正常不过的人事调整，并非权力更迭，更无半分军权纷争。
体系之内，人事顺畅，军心安定，内部秩序稳如磐石，这也是东北能够在乱世之中独守一方安宁的根本所在。
而就在这寒冬将尽、春信初萌之时，一件牵动整个北洋格局的大事，彻底传遍了全国——徐世昌在北京正式就任民国大总统。
此人于我而言，绝非政坛上陌生的面孔。
徐世昌曾出任东三省总督，当年在奉天任上，便与我多有交集往来。
他既熟知东北的风土人情，也深谙地方军政的实际处境，更在早年便看清了我的行事底线与抱负格局，与我存有几分实实在在的旧日情谊。
他上台主政，于北洋大局而言是调和各方，于东北而言，则是多了一层情理上的默契与缓冲。
消息传至奉天的当日，帅府西花厅便立刻召集核心文武议事。
孙烈臣、张作相、吴俊升、王永江、杨宇霆五位肱骨之臣依次落座，厅内炭火盆烧得噼啪作响，暖意融融，彻底驱散了窗外透进来的刺骨寒意。
所有人神色沉稳，目光专注，都在等待着对时局的定调与部署。
杨宇霆手持刚刚译完的京津密报，率先起身躬身禀报。
声音沉稳清晰：“大帅，徐公已在北京正式就职，上任第一时间便通电全国，核心三条：一是呼吁全国息兵罢战，和平统一；二是统一全国财政，各省税款不得私自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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