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中旬，比利时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会场。
这座欧式大厅金碧辉煌，巨型水晶吊灯流光溢彩，长桌光洁如镜，各国名牌整齐排列，一派庄重威严的国际场面。
可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坐在席位上，只觉得浑身冰冷，寒意从脚底直透心头。
布鲁塞尔九国公约自11月3日开幕，如今已临近尾声。从淞沪会战全面打响那日起，国民政府上下，从蒋介石到前线普通官兵，心中都悬着最后一丝希冀，几乎将所有外交希望都寄托在这场会议之上。
《九国公约》当初订立初衷，本是维系远东列强均势，名义上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与门户开放。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早已公然践踏公约精神，背弃国联盟约与非战公约的基本准则。
国民政府寄望甚深：只要列强一致谴责，只要国际社会联合施压，只要经济制裁落地，日本势必停战撤兵，淞沪战局便能迎来转机，中国不必以血肉之躯独自硬抗现代化强敌。
蒋介石执意要在淞沪死撑三个月，心中不止是等待国际变局，更深层用意，是将日军主力从华北牵引至华东，打乱其由北向南的既定战略，同时为沿海工业、院校、百姓向大后方西迁，争取宝贵时间。
为此，他不惜投入最精锐的德械师主力，任由数十万将士轮番填入血肉磨坊，反复下达的命令始终离不开四个字：死守待变。
这个“变”，指的就是远在欧洲的布鲁塞尔。
可会议一日日推进，顾维钧的心，也一点点沉向深渊。
整场会议，日本早在筹备阶段便断然拒绝派员参会，从始至终以全盘漠视的姿态，公然蔑视这场专为约束它而召开的国际调停。
会议多日下来，各国除了几句空洞的“关切”“遗憾”，没有任何一国愿意拿出实际行动。
没有经济制裁，没有武器禁运，没有海上封锁，甚至连一份措辞强硬的联合声明都迟迟难产。
这一天，轮到中国代表正式发言。
顾维钧整理好西装，稳步走上发言台。
他目光扫过全场：美国代表戴维斯、英国代表艾登、法国代表、荷兰代表、比利时代表……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此刻却大多神情淡漠，眼神躲闪。
唯有苏联代表面色凝重，目光里带着对中国遭遇的深切同情。
他深吸一口气，声音沉稳而清晰，传遍整个大厅：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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