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完之后又觉得没什么好笑的。
第二天去学校上班，路上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何丽萍。
“周……美芳。”
“有事说事。”
“建军跑了的事——我不知道他要跑。”
“你给他打过电话没有？”
“打了。他关机了。”
“你现在在哪？”
“还在青岛。他把我一个人扔在出租屋里走了。”
“你没钱了？”
对面沉默了两秒。
“房租到月底。之后我不知道去哪。”
我靠在公交站牌上。
“何丽萍，你儿子欠我十三万八。你能不能联系上他？”
“我试过了，联系不上。”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想让我帮你？”
她没说话。
“我帮不了你。”
“我知道。我就是——”
“你听好了。你儿子的债是法律认定的。他跑了，我会走司法程序追。跟你说一声是让你知道——如果他一直不还，法院可能会冻结与他相关联的账户。你名下如果有联名的东西，建议提前处理。”
何丽萍在电话那头深吸了一口气。不对——那不是深吸气，是压着哭声。
“美芳。我当初不该——”
“说这些没有意义了。”
“我知道。”
“保重。”
挂了电话。
这件事过了大概两个星期。
我正在听一个年轻老师的公开课，手机震了。
看了一眼——程浩。
副区长。
“周老师，有个事跟您说一声。”
“什么事？”
“何建军在广州被抓了。不是您这件事——他在广州涉嫌了一起诈骗案。金额比较大。公安那边已经抓了人。”
“他还涉嫌诈骗？”
“对。所以他跑路不只是躲您这十几万——他在外面捅了更大的篓子。”
“那我这边的钱呢？”
“走司法程序的话，您的债权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参与进去。但排在前面的可能是那起诈骗案的受害人——他们的金额更大。”
“也就是说我排不上？”
“不是排不上，是排在后面。”
“程浩，你直说——这钱我还能拿回来吗？”
“老实讲……悬。”
我在教室外面站了一会儿。
十三万八。
我这辈子攒的私房钱没多少超过这个数。
但钱要不回来是大概率的事。
难受吗？
难受。
但不是心痛——是一种更深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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