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轻声说了一句：“妈，我去接你回家了。”
县医院的老住院楼已经废弃多年，铁栅栏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大锁，锁链上缠满了枯藤。林峰试着拽了一下，锁链纹丝不动。“绕后面去。”我说。我们从侧面绕到楼后，发现一扇虚掩着的木门，门缝里挤满了野草，推开时发出刺耳的嘎吱声。
三楼。楼梯的台阶上覆着一层厚厚的灰，每踩一步，脚印都清晰地印在灰尘里。走廊两侧的房间门大多敞开着，里面空荡荡的，只剩下一些废弃的病床和铁皮柜子，在晨光中投下长长的阴影。
最东边的房间，门是锁着的。
一把老式的铜锁挂在门鼻上，锁孔是那种老式齿轮结构，和我手里那把钥匙的形状对得上。我的手有些发抖，试了两次才把钥匙插进锁孔，然后轻轻一转——咔嗒一声，锁开了。
我推开门，阳光透过窗户上蒙着的厚厚灰尘洒进来，在房间里铺开一片昏黄的光。房间不大，大约二十平米，靠窗放着一张老式的木制产床，床上铺着的白色床单已经发黄发硬，边角处有几块深褐色的痕迹——那是血，早已干透，渗进了布料的纤维里。
靠墙的位置立着一个木质衣柜，柜门半掩着，里面挂着几件落满灰尘的白大褂。墙角有一张书桌，桌上放着一盏台灯、一个相框，还有一本摊开的笔记本。
我走到书桌前，拿起那个相框。相框里的照片是一男一女，并肩坐在医院的花园长椅上。那个女人是我亲生母亲，和那张合影里一样年轻、爱笑。男人穿着一身老式的警察制服，眉目英挺，嘴角带着一丝温和的笑意——是我父亲，比我现在还要年轻几岁的父亲。
他认识我亲生母亲。他竟然认识她。
我放下相框，翻开桌上的笔记本。第一页是母亲的字迹，笔迹清秀而工整：“1995年7月14日——今天做了最后一次产检。医生说胎位很正，孩子很健康。我给他取好了名字，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叫‘逸’。希望他一生平安，安逸。”
我翻到第二页：“1995年8月20日——顾北辰又来找我了。他说实验不能停，要我继续配合。我拒绝了。他很不高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你会后悔的。’我不怕他，但我怕他伤害我的孩子。”
再翻一页，字迹开始变得潦草，像是在慌乱中写下的：“1995年8月22日——今晚感觉到阵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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