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二十岁出头的顾北辰。
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照片上的顾北辰和我印象中的那个人几乎判若两人——他穿着警服，肩章上还只是一道杠，头发比现在短，脸上的线条还没有被岁月磨平，带着一股年轻人特有的锐气。而站在他身旁的父亲，穿着一件旧夹克，正侧头看着他，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那是父亲很少会露出的表情——不是客气，不是应付，而是一种带着某种期许的注视。像一个老师看着自己得意的学生。
我把照片从档案册上揭下来，翻到背面。背面写着一行字，墨水已经氧化成褐色，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辨：“2008年9月，省监狱联合培训结业留念。后排左三：沈卫国。后排左五：顾北辰。”
2008年。
十年前我父亲入狱，是2013年。也就是说——在父亲入狱的五年前，顾北辰就已经和他认识了。
不是顾北辰在庭审上说的“只在学术会议上见过两次面”。
是认识了五年。
我把照片小心地收进内袋，然后继续翻档案册。第二页是一份手写的表格，钢笔字，蓝黑墨水，线条工整得像用尺子比着画的。表格的标题是“省监狱心理评估试点项目·第一期参训人员名单”，落款处盖着省监狱的公章和一个人的私章。
我凑近了看那个私章上的名字——钱国平。
那个老档案员。
表格里列出了十二个人的名字，都是在职狱警和行政人员，参训时间是2008年7月到12月。讲师一栏写着三个字：顾北辰。职务一栏备注的是“特邀心理学顾问”。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被省监狱特聘为心理顾问。
不是因为他天才——是因为有人替他铺好了路。
我继续往下翻。第三页是一份转岗申请，申请人正是钱国平本人。申请时间：2009年3月。他从行政科申请调到了档案室，理由是“身体原因需要调整岗位”。
但下面有一行小字备注，像是后来添上去的：“实际调动原因：配合专项工作。”
专项工作。
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专项工作，没有文件编号，没有任何人的签字确认。只有这四个字，像是有人故意写了一笔，又不愿意留下更多痕迹。
林峰站在我身后，手电筒的光越过我的肩膀，也落在了那行小字上。他沉默了片刻，然后低声说：“专项工作——这个说法不太对劲。”
“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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