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前。三个月后，方远死了，杜国威躺在ICU里，而我手里握着两段录音和一份名单。这些事件之间的时间线，像一条被刻意拉紧的绳索，每一个节点都精准地扣在另一个节点上。
如果郑建国是白手套，那他背后的人是谁？那个真正的画师，那个名单上“身份待定”的第十二个人，到底是谁？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窗外的夜色浓得像墨汁，只有远处客运站的灯光在雾气中晕开一团模糊的光晕。我盯着那团光晕看了很久，然后掏出手机，翻到一条很久没联系的号码，犹豫了一下，还是拨了出去。
响了两声，接通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苍老但清晰的声音：“喂？”
“王叔，是我，沈逸。”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然后那个声音变得温和了一些：“小逸啊，好久没联系了。你还好吗？”
“还好。”我说，“王叔，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说。”
“你还记得郑建国吗？”
电话那头再次沉默。这次沉默持续了大约五秒钟，然后王叔的声音变得低沉了许多：“记得。他以前在政治部的时候，是我的领导。你问他做什么？”
“我想知道，他当年在政治部的时候，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干部考察、任免审核、纪律监督。”王叔的回答很简洁，“说白了，就是管人的。谁上谁下，谁留谁走，都要经过他的手。”
“那他有没有经手过什么特别的案子？”
电话那头，王叔的呼吸声停顿了一下。然后他说：“小逸，你到底想问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然后说出了那句话：“我想问，我父亲的案子，当年是不是经过他的手？”
电话那头，王叔没有回答。但我听到了他的呼吸声——缓慢，沉重，像一个人在回忆一段不愿意触碰的往事。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我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你父亲的案子，不是经过他的手。”王叔说，“你父亲的案子，就是他办的。”
我握着手机，站在窗前，感觉窗外的夜色突然变得更浓了。
郑建国。当年在政治部的时候，负责干部考察、任免审核、纪律监督。而我父亲的案子，就是他办的。
白手套。画师。我父亲。这三个词在我脑子里像齿轮一样咬合在一起，开始缓慢地转动。
“王叔，”我说，“你还记得，当年我父亲的案子里，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电话那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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