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结果到了现场，林峰告诉我钱国平已经死了。马蹄莲案的第一个死者，就是钱国平。
我重新回忆了一下林峰当时说这句话时的眼神——直视着我，没有闪烁，语气平稳，甚至带着一点惋惜。一个正常的警察就算控制力再强，在向死者家属转达死讯时多少会有些不自然的微反应。但林峰没有。他不是在传达一个让人悲伤的消息，他只是在传递一个“事实”。
一个他已经消化过无数遍的事实。
从那时起，林峰就一直在以一种“需要我帮助”的姿态出现在案子里。每一桩案子，每一个线索，每一次推进，他都会恰到好处地来找我，用那种“我们是一边的”语气。我甚至没有怀疑过他——因为他在警队里的位置是真实的，他破过的案子档案是可查的，他没有理由要对我设局。
但钱国平在钥匙扣上刻的字，让我重新审视了所有的事实。
一个做保安的人，为什么要随身带着刻刀？甚至把它刻在自己的钥匙扣上——一个每天都带在身上的、最贴身的东西。他不是临时起意留下信息，而是早就预感到自己会出事，才会提前准备好。
他刻的不是“当心林峰”，而是“当心那个请你当顾问的人”。
这句话绕过了所有的名字，指向了身份。他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或者不敢写下名字——因为写下名字，就等于让对方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
我掐灭手里那根只烧了一半的烟，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金属顶盖发出一声闷响，像什么东西落进了空腔。
手机嗡了一声，是叶知秋发来的消息：“明天有空吗？我找到了一些关于乔羽的资料，纸质版的，没法发给你。”
我看了三秒，回复了一个字：“好。”
然后我翻开通讯录，找到林峰的号码，看着屏幕上的备注，没有点下去。手指在屏幕上方悬了两秒，然后按下锁屏键，把手机放回口袋。
夜风从市局大楼的方向吹过来的，带着一股走廊消毒水的味道和打印纸的干燥气息。我转身朝街道的方向走去，没有打车，只是想走一走，把脑子里的线团理清楚。
从我回到这座城市开始，每一件事都像是被安排好的。马蹄莲案、钱国平的死、林峰的邀请、父亲的越狱、钥匙扣里的纸条——每一件事都环环相扣，精准得像齿轮咬合。而在这个齿轮系统的中心，站着两个人：一个是顾北辰，他说“实验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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