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手机放下，站在柳林路117号门口的台阶上。
口袋里的钥匙贴着大腿外侧，那枚磨损的半圆形印记在布料下硌着皮肤，像一枚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每一次衣料摩擦都会重新唤醒那种钝涩的触感。林长山。市局刑侦支队前支队长。林峰的父亲。在二十年前亲手签收了那批窃听装置，把它们安装在了市局刑侦支队的会议室里，包括他自己的办公室。
我关掉手机屏幕，没有删那张照片，直接把它收进口袋里。现在我要确认一件事——那批窃听装置的安装记录里，有没有提到过它们被开启和使用的具体时间。我在店面里找了一圈，在柜台下方的抽屉里找到了一个被压扁的烟盒。红塔山，老包装。烟盒里面没有烟，塞着一张折起来的纸条，纸质发黄，边缘已经磨损得发毛。我展开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很轻，像是写字的人手指已经没有力气了：“东西在楼顶水箱里。”
我收起纸条，走上楼梯。通往楼顶的入口是一扇铁门，门锁已经锈死，用钥匙根本打不开。我环视四周，在一个锈蚀的三角铁架上找到了一把断线钳，钳口崩了一个缺口，但杠杆结构还没有完全报废。我夹住锁梁，用力一压，锁舌断裂，铁门开了。楼顶的风很大，吹得衣摆猎猎作响。水箱是那种老式圆形铁皮水箱，表面覆盖着一层暗红色的防锈漆，漆面大面积剥落，露出底下深褐色的铁皮，已经被风化成一片斑驳的质地。
水箱侧面的检修口用铁丝拧着。我解开铁丝，拉开检修口的铁门。里面没有水。水箱底部铺着一层干透的泥沙和落叶。在水箱底部的正中央，放着一个用黑色塑封袋包裹的物体，比鞋盒小一些。我伸手进去，指尖触到塑封袋表面的那一刻，触感硬而冷。我把它取出来，拆开缠绕在封口处的胶带——里面是一个铁皮盒子。盒盖上贴着一张标签：“方远·移交石磊·机密。”
我打开铁皮盒。里面是一本老式的工作日志，硬壳封面，书脊已经开裂，用透明胶带粘贴着。封面上用黑色油性笔写着“技侦科·设备安装记录·1985-1987”。
翻到第一页，是一份手写的目录，列出了那两年内所有经手的设备安装项目。其中编号0267的那一条记录——“市局刑侦支队会议室吊顶内·拾音模块加装”——签收人那一栏，签着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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