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这个女人，信得过吗？”
“信不过。”我说，“但暂时用得上。”
窗外传来工厂的汽笛声，晚上九点，纺织厂下夜班了。我数着汽笛的尾音，一声、两声，消失在江边的风里。
陈婉清在帮我。这意味着她也在算计郑东海。一个双面间谍，两边都在演。问题是——她到底站哪边？
我拉开抽屉，里面放着一张纸条。马会计师临走时塞给我的，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
“有事联系。”他当时这么说，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见。
我盯着那个号码看了很久，然后把纸条折好，塞进了钱包最里层。
这场棋，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郑东海在明处，陈婉清在暗处，马会计师……我不知道他在哪一层。
但没关系。手里有真账，心里就有底。真账上那一千四百六的月净利，是我藏着的手牌。什么时候打出去，看的是时机。
我把灯拉灭，店里陷入黑暗。只有街灯从窗户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个方框。
方框里，灰尘在光里浮动，像一场无声的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