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头巾的颜色褪得差不多了。
“同志，买啥？”女人抬头看我一眼，又低下头织毛衣。
“随便看看。”
货架上的东西不多：肥皂、火柴、盐、酱油、几卷卫生纸。品种单一，质量差，关键是——价格比城里便宜不了多少。
我问：“这塑料凉鞋多少钱？”
“八块。”
“搪瓷脸盆呢？”
“四块。”
跟百货大楼差不多。但这地方的人，收入可比市中心的人低了一半都不止。
从供销社出来，我们三个人坐在路边的一个水泥台上休息。
赵强点了根烟：“哥，这地方的人……买得起咱的东西吗？”
我掰着手指头给他算：“塑料凉鞋，我从阿黄那里拿货，成本三块五。供销社卖八块，我卖四块五，毛利一块。搪瓷脸盆，成本一块八，我卖两块八，毛利一块。铝饭盒，成本两块，我卖三块二，毛利一块二。”
“问题是，”赵强吐了个烟圈，“这些人买得起电子表吗？”
“买不起一百块的。”我说，“买得起二十块的。”
赵强愣了一下，然后慢慢把烟从嘴里拿下来。
他明白了。
这些人不是不需要东西，而是没有人卖他们需要的东西。大商场太贵，供销社太旧，个体户太散。他们需要一个专门为他们开的店——便宜、实用、不花哨。
“省城有多少人……像这样的？”小马指着路边一个扛水泥袋的男人问。
“十万？二十万？”我说，“而且每天都在增加。”
这是1991年，中国城市化刚起步的几年。农村人往城里涌，小城市的人往大城市涌。他们有个名字，叫”流动人口”，或者”盲流”。但他们不是盲目的——他们是来干活、来赚钱、来谋一条出路的。
而他们需要买东西。吃饭的东西、睡觉的东西、穿的东西、用的东西。
天色暗了，我们在城郊的一个小饭馆吃了晚饭。三碗肉丝面，加两个炒菜，一共花了六块钱。
吃完面，我在街边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绿色的铁亭子，门上印着”中国电信”四个字，玻璃上贴着各种小广告——通下水、开锁、治病。
我投了五毛钱硬币，拨了阿黄的传呼号。过了两分钟，电话响了。
“喂？”
“阿黄，我，炜杰。”
“哎哟，稀客啊！”阿黄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带着温州口音，“江城的生意不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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