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绯是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接到那起案子的。委托人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眼眶深陷，颧骨高耸，胡子至少好几天没刮，手指上全是旧伤疤。他坐在她对面，用极低极哑的声音把整件事从头讲了一遍。他女儿得了一种极罕见的血液病，需要尽快手术，但他凑不齐手术费。他把所有能借的钱都借了，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连祖宅的房契都押给了放贷的。还差一大截。那天他从医院出来，在巷口看到一个中年女人刚从钱庄取完钱出来，怀里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他说他当时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法律，没有后果，只有女儿躺在病床上那张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脸。他冲上去抢了那个布包，跑了两条街，把钱交到了医院的收费窗口。女儿的手术很成功。他被千岩军带走的时候，女儿刚从麻醉中醒过来，隔着病房的玻璃窗，用还插着输液管的小手朝他挥了挥。
烟绯听完这个案子，沉默了很久。她不是第一次接这种案子——抢劫案在璃月港每个月都有，但这次不一样。这次她看完卷宗之后，一个人在书房里坐了很久，反复翻着那几页薄薄的案情记录。她站起来走到窗边，又走回来坐下。然后她翻开法典，一字一句地核对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主观故意，客观行为，危害结果。全部符合。她合上法典，对着桌上的卷宗轻轻叹了口气，然后打开案卷扉页，拿起笔，在辩护策略那一栏写下了两个字：认罪。那天晚上她在自己的笔记里写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话，写完之后又全部划掉，只在最后一行留下了一句没有划掉的句子：“法律不是天平，法律是准绳。准绳只能量出对错的长短，称不出人心的重量。”
后来她听说那个被抢的中年女人自杀了。那个女人的丈夫早年在矿难中去世，她独自拉扯两个孩子，一个还在襁褓中，另一个刚上私塾。布包里的钱是丈夫的抚恤金，她攒了大半辈子，准备用来给大儿子交束脩、给小儿子治病。钱被抢了，人没追上。她在家里哭了很久，然后把两个孩子托付给邻居，说出去买点东西。她从码头的栈桥上跳了下去。烟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整理案卷。她把笔放下了，很长时间没有拿起来。她坐在办公椅上，看着窗外那片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的梧桐叶，忽然想起很多年以前，她的师父对她说——你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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